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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愤怒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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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发表《击壤歌》至今,台湾作家朱天心已经写作了33年。

胡兰成曾赞叹:“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对于旧作的荣耀,朱天心并不以为意。她一直试图维护青春时代的理想,不甘心附庸潮流做个畅销作家,“写作的价值观,我从未改变”。

和风温润的早晨,朱天心身穿一件红色上衣,雀跃着出现在我们面前。前天晚上,她和丈夫唐诺刚刚抵达北京,脸颊因莫名的过敏略显红润,“也不敢吃药,担心会困”。

温和示人的朱天心说话徐徐不疾,对摄影师提出的各种要求小心配合。她讲话不渲染,无心机,迟疑的时候,会看看坐在旁边的先生唐诺,“是这样吧?”

经历过政党轮替以及两岸社会氛围的悄然转化,不知不觉,朱天心已经写作了33年,从文化繁荣的上世纪70年到寂寞的90年代,直至萧条的现在。她最近的一本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距上部正式出版的小说已近10年。

“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这部原本写给这些“四年级女生”(在台湾指50岁左右的女人)的小说出炉后,出乎朱天心意料的是,比她年长的男人们也成了读者,“甚至告诉我,不要等太太们推,我们结伴优雅地自行了断吧”。唐诺在一旁插道,“以张大春为首”。

这当然都是朋友间打趣的玩笑话,但在这部无涉政治的作品中,朱天心保有了惯常的锐利,直指现实中人们试图回避的迟暮凄惶。有人甚至以此问她,那您和唐诺先生呢,会不会也有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她浅浅一笑,“恰好相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依然爱他,却越来越喜欢他”。

最近两年她身体状况不好,有气喘,有几次情况危急还送进了医院。“像是听到秒针声音”的朱天心开始思考什么是无可回避、不得不写的“大题材”。她希望借内心中未曾泯灭的愤怒,将台湾五十年来的政治世相行之于笔端。这是朱天心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她温润、沉着、优雅,而内心深处则尖锐、率直,不吐不快。字如其人,她为记者签名的落款,刚毅、遒劲,落笔时甩放自如,气势昂劲,不似女子笔迹,难怪阿城也曾说“天心是阳气的”。

朱天心的家世是媒体熟谙的桥段。阿城曾形容,朱门一家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都是仅见的。所有经历中最传奇的一笔,自然是她与姐姐朱天文,曾双双成为胡兰成的入室弟子。

“深情在眉,孤意在睫”,这是姐姐朱天文对她的评价;故知阿城则形容她“有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一种强悍的敏感”。多年来,朱天心保持着战士一样的呐喊姿态――她曾于1992年参与“中华社会”,后积极介入“倒扁运动”,近两年则与姐姐致力于流浪动物保护。有文学评论者指出,作家朱天心背后,是一个更强烈的公民朱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