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侵权与软件定价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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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分析了盗版厂商从事软件盗版行为的动机。在盗版者与执法者之间做出博弈分析，得出软件盗版发生的条件是盗版者从软件盗版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必须大于盗版者预期的执法严厉水平。再从正版软件厂商的角度分析了软件厂商的垄断地位和软件定价的现实情况。
一、软件盗版行为的动机分析
（一）盗版软件对正版软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如果忽视正版软件与盗版软件的质量及服务等差异，正版软件与盗版软件就构成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根据经济学相关原理，完全竞争市场中同一产品被假定为同质品。假定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消费者的选择受到与收入成正比的预算线的限制，实际上消费者总是选择负担的起的最佳物品。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正版软件与盗版软件的唯一差别在于价格。对于正常商品而言，价格降低的替代效应使该商品购买量增加，同时收入效应也会使得该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如图1所示，在消费者的购买预算不变的条件下，使用盗版品X的总效用比使用正版品X的总效用大，即等效用曲线由U1上升为U2，消费者可由原来的消费X1单位的X转而消费X2单位的X。消费者均衡点从B点移动到A点，可以看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消费者的总效用水平提高了。因此，厂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就产生了软件盗版的动机。
（二）从事盗版软件行为发生的条件
尽管盗版存在着以上分析的市场需求基础，但对厂商来说，有市场需求未必就有市场供给。理性的经济人在做出生产盗版软件的决策时，需考虑多方面因素。假定有生产盗版软件的定罪可能性ρ和判定有罪后的惩罚力度f、生产盗版软件的预期收益R、预期成本C、经济人对风险的偏好λ等。这样就可以建立关于软件盗版数量的函数关系：Q＝Q（ρ，f，R，C，λ）。
Q为软件盗版数量，与预期收益同方向变化，与定罪可能性、惩罚力度、预期成本都是反方向变化，所以有əQ/əR>0，əQ/əρ
侵权人如果是风险偏好者，定义为λ>0，λ越大，软件盗版数量Q越大；侵权人如果是风险规避者，定义为λ0。建立执法严厉程度P为ρ和f的函数：P＝P（ρ，f），并且有əP/əρ>0，əP/əf>0。假定经济人的风险偏好λ不变，则式Q＝Q（ρ，f，λ）可进一步简化为Q＝Q（P），并且有əQ/əP
这一结论针对的是盗版软件的当事人。而当事人在做出是否从事软件盗版活动的抉择时，还需考虑打击盗版活动的执法者的决策行为。因此产生了当事人与执法者之间的博弈。
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当事人的盗版严重程度是执法者执法严厉程度的增函数。即Q越大，P愈大，表现为定罪可能性ρ增加及惩罚力度f加大。用函数描述执法者的行为P＝P（Q），并且满足əP/əQ>0。
在图2中，执法曲线P向上倾斜，描述了执法严厉程度随盗版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P与纵轴相交表明即使没有盗版现象的发生，也存在着对盗版行为的最低处罚标准f。定义图2中的45°线为“等价曲线”，表示盗版行为有多严重，执法者就给予其对等的惩罚。若以软件盗版的严重程度Q来衡量当事人从生产盗版软件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图2中的等价曲线就可看作是当事人的收益曲线。
考虑到执法成本，不可能所有的盗版行为都会被查处。理性的当事人在打算从事软件盗版时会有一条预期的执法曲线Pe，当事人将根据Pe与收益曲线的比较进行决策。图2中的预期执法水平高于收益曲线，因此从事盗版活动是不合算的。
一旦软件盗版活动的收益高于预期执法水平，当事人就会从事软件盗版活动。如图3所示，假定当事人根据过去执法者的处罚记录做出统计后预测定罪概率ρ和定罪后惩罚力度f下降，其结果预期执法曲线P1e就会与收益曲线相交，在A点与B点之间，软件盗版的收益大于预期执法水平，理性的当事人就会有软件盗版的企图。其中C点的净收益最大，这时收益曲线与预期执法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最远。
如果执法者加大处罚力度，此时定罪可能性ρ和定罪后的处罚力度f都增大了，当事人也会立即改变对执法的预期，当事人将根据新的执法曲线来决定如何进行软件盗版。图3中的预期执法曲线P2e就是当事人针对执法者的反应做出的调整。曲线P2e与收益曲线相交，当事人盗版的数量在D点和E点之间，这时收益依然大于预期执法水平，F点的净收益最大。可见，在预期执法力度加大的情况下，软件盗版数量下降。
执法者和当事人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随着执法水平的愈加严厉，预期执法曲线会越来越向上倾斜。当预期执法曲线变成P3e时，它与收益曲线相切，这时理性的当事人的盗版数量就是G点所代表的规模。当预期执法曲线进一步向上倾斜而与收益曲线没有交点时，当事人将不再进行盗版活动。
以上分析隐含着假定当事人与执法者会对某一方的反应迅速做出调整。事实由于时滞，当事人与执法者之间往往不能对对方的应变迅速做出反应，博弈过程时常会中断。尽管如此，上述分析仍不会改变前文得出的结论：软件盗版发生的条件是从软件盗版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必须大于预期的执法严厉水平。
二、软件定价的经济分析
（一）软件厂商的垄断行为
厂商的收益是销售量和价格的增函数；成本包括工资、研发投入、广告支出、贷款利息、售后服务、专利费用、缴纳税费等。成本较高是正版软件定价较高的原因之一，但高价的根本原因是软件的定价并不是根据边际成本来定的。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知识，市场均衡时的价格就在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叉点上，该点上厂商获得的利润最大，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边际收益等于市场价格，边际成本曲线决定了企业在任何一种价格时愿意供给多少，因此边际成本曲线就是供给曲线。但是在软件市场上软件的定价却无法遵循边际定价原则。因为软件这种知识密集的产品边际成本很低，再生产几乎不需要成本，任何价格足以使销售商收回他的成本。软件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具有某种垄断性的竞争市场，软件厂商对价格有一定的控制。生产者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下，厂商由于拥有了某项软件技术的专利权或著作权，对该项技术实现垄断从而有了定价的权利。而厂商为了赚取垄断利润必然会使产品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消费者和厂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想要实现最大化：消费者在收入预算线的限制下要追求低价格高收益的效用最大化，厂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要追求利润最大化。
（二）盗版的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人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即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或收益被强加于未参与市场交易的第三方当事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当事人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现实生活中，外部性问题普遍存在，只要一个经济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就会存在外部性。”同样，盗版的存在也会给消费者、正版生产者和政府带来外部性问题。对消费者而言，盗版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消费者剩余，给其带来正的外部性。盗版的收益就是盗版生产者之间激励的价格竞争，也使得正版厂商的市场势力相对缩小，为了生存不得不随之降价，这样有利于打破市场垄断，使软件市场接近了完全竞争的状态，间接增加了消费者福利。
虽然盗版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但对于正版生产者和政府来说，盗版的存在会给其带来负的外部性。关键应当看到盗版给消费者带来的正外部性将远远少于给正版生产者和政府带来的负外部性。假设盗版生产者多生产一件盗版产品，这将使正版生产者生存环境恶化，为了消除这种环境恶化的影响，维持原有产量，正版生产者必须追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包括防止盗版研究加密技术的费用、调查取证和诉讼费用等，这是正版生产者多生产一件产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外部边际成本。在没有盗版的场合，外部边际成本为0，若盗版存在，将使外部边际成本大于0，则生产者多生产一件盗版产品引起的社会边际成本将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即盗版的存在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负的外部性。
保护知识产权是根本利益上的平衡，必须平衡权利人与公众、软件厂商与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保证创新者获得合理的回报，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越严越好，而是要确立合理的平衡机制。所以在打击盗版的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强对垄断的管制，以减少无谓损失。要对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失灵有效的行使政府职能，努力使垄断行业更有竞争性。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软件厂商和消费者协商以达到一个合意的平衡。
（三）歧视定价策略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某些环境下垄断性的厂商放弃自己产品的单一价格政策也许会增加利润。针对不同的消费对象或市场制定不同的价格，就是采取歧视性的定价策略，又称差别定价。软件厂商可在保持现有软件产品高价销售的同时，对其他非生产性购买者实行低价销售。对于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售后服务；对于一般的消费者，可以只提供质保而无其他售后服务等。根据消费者的地理位置、人口特征、收入状况以及顾客对产品的价值认同为每一顾客制定一种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一级价格歧视”。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厂商可以吸走所有的消费者剩余从而增加利润，但厂商所要担负的信息成本是很高的。厂商就不得不衡量采取完全价格歧视的成本与收益比，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厂商就会接受这个策略。
歧视定价对于完全竞争市场不适用，但对于具有一定垄断性的软件市场则恰恰适用。软件商品本身并不存在例如投入原材料等价值的转移。抛开程序本身来说，一张软盘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垄断厂商所定的价格通常都是高于其产品的边际成本的，即正版软件有很大的降价空间。正版厂商要赚钱关键是能否卖到盈利的批量，每多出售一件产品，就可降低一点平均单位成本，从而增加利润。价格歧视是利润最大化垄断者的理性战略。实际上，价格歧视垄断者向每个顾客收取不同的价格会比一种价格更接近顾客的支付意愿。
价格歧视策略为软件厂商对正版软件的定价创造了经济上的合理性。反对软件侵权的基础和法律上的操作都必须要考虑到软件商品市场中的供求和价格。
参考文献：
1、李鸣,昌忠泽.证券执法的经济学分析[A].茅于轼.中国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高山行,江旭.对盗版及政府作用的经济学分析[J].预测,2002(6).
＊本文为安徽工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QS200811）。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