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向生平著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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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吕向实为东平人，非泾州人，生卒年不详，卒年应该在天宝三年到至德二年之间，主要活动在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吕向并非如有的批评者所说“不知何许人也”，而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吕向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进入仕途，官至工部侍郎，可以说一生官运亨通。他能书善文，文词学业颇受当世重视，以才学而得以陪侍太子及诸王文章，所以深受唐玄宗赏识，也为时人称美。吕向文词学业颇精，但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除《美人赋》外，其他作品都已亡佚，《文选》五臣注是其最主要的著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53—05
在广泛流传的《文选》注释版本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李善注外，还有一部在相当长时期内颇有影响的五臣注。五臣注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工部侍郎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文选》所做的集注。因该书进呈皇帝御览，故于五人名字前皆加“臣”字，世称五臣注。但因史料的缺乏，五臣的生平事迹不甚为人了解，其学术水平也无从得知。
从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五臣的身份。五臣中的吕延济或是吕延祚的兄弟①，是参加《文选》注释工作时唯一已经入仕的人员，当时的官职是衢州常山县尉，该职位很低，属于下层官吏。五臣之一的刘良是“都水使者刘承祖”之子，都水使者在唐代属于正五品上，官品不算低，主要掌管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檝河渠二署之官属。刘良事迹已不可考，其父刘承祖在中宗景龙四年（710）尚为处士，善占卜，因赞襄玄宗除韦后党有功，遂骤迁高位，后于开元十年因事被流放雷州。五臣中其他三人如张铣、吕向、李周翰，在进呈《文选注》时仍为处士，可能都处于隐居求仕的阶段，但吕向后来步入了仕途，而且官至四品的工部侍郎，深得唐玄宗赏识。五臣中除了吕向在《新唐书》中有传外，其他四人皆无传记资料。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只能通过对五臣之一的吕向的生平事迹进行必要的考述，借此了解五臣之学术及其影响。
《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中·吕向传》载：
吕向，字子回，亡其世贯，或曰泾州人。少孤，托外祖母隐陆浑山。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疑“绵”之形讹）书”。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
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天子数校猎渭川，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阙。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
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帝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赐弓矢射禽。向上言：“鸱枭不鸣，未为瑞鸟；豺虎虽伏，弗曰仁兽。况突厥安忍残贼，莫顾君父，陛下震以武义，来以文德，势
不得不廷，故稽颡称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从官，陪封禅盛礼，使飞矢于前，同获兽之乐，是狎昵太过。或荆卿诡动，何罗窃发，逼严跸，冒清尘，纵醢单于，污穹庐，何以塞责？”帝顺纳，诏蕃夷出仗。久之，迁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眷赉良异。
始，向之生，父岌客远方不还。少丧母，失墓所在，将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诸墓。后有传父犹在者，访索累年不获。它日自朝还，道见一老人，物色问之，果父也。下马抱父足号恸，行人为流涕。帝闻，咨叹，官岌朝散大夫，赐锦彩，给内教坊乐工，娱怿其心。卒，赠东平太守。
向终丧，再迁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赠华阴太守。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②
本传谓吕向“亡其世贯，或曰泾州人”，此说不足信，吕向实际上应为东平人。据《旧唐书·房管传》载：“房管，河南人……管少好学，风仪沉整，以门荫补弘文生。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房管和吕向同时，生活在开元时期。《新唐书·房管传》亦谓房管“与吕向偕隐陆浑山”，这与吕向传中“少孤，托外祖母隐陆浑山”的记载相合，则吕向实际当为东平人。在唐代人的著作里也明确记载吕向为东平人，唐代窦臮所撰《述书赋》中有关于吕向书法的评论，其中窦蒙注曰：“吕向，东平人。”窦蒙、窦臮兄弟的生活时代距吕向不远，其说应当可信。傅璇琮先生《中国最早两位翰林学士考——吕向、尹愔传论》③一文也据此认为吕向为东平人，同时傅先生认为，吕向世系不明，可能是出身一般平民。
我们还可以在其本传中找到吕向是东平人的内证。据本传记载，吕向出生时，其父吕岌远客他乡。吕向少年丧母，以为其父也客死他乡，就将其父与母招魂合葬。后来，吕向听说父亲尚在人世，但多方寻访无果。忽然有一天，他在退朝途中碰到了父亲，父子抱头痛哭，行人无不为之流涕。唐玄宗听说了这件事，为吕向的孝心所感动，拜吕岌“为朝散大夫，赐锦彩，并给内教坊乐工，娱怿其心。卒，赠东平太守”。朝散大夫在唐代属于文散官，品阶为从五品下，无禄俸，不预朝会。这里重要的是吕岌死后赠官“东平太守”。据唐代的赠官封侯制度，凡封侯、赠官常以其籍贯之地为封，也是为了让他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吕岌是因为吕向而获赠“东平太守”，应该也是因其籍贯在“东平”之故。所以，吕向当为东平人，非泾州人。
据本传记载，吕向幼年家贫，托外祖母而隐居陆浑伊阳山中读书。隐居是唐代比较盛行的求仕快捷方式，吕向隐居在陆浑伊阳山，大概也有走终南捷径的想法。根据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所言，吕向等人注成《文选》在开元六年（718）九月以前，此时吕向尚未入朝为官，故表中称吕向为“处士”。吕向注《文选》是其进入仕途前进行的工作，大概也是他为进入仕途所做的一种准备。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吕向被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新唐书》对此亦有记载。《新唐书》卷二〇〇《赵冬曦传》中提道：
开元初，（冬曦）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入集贤院修撰。是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为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未几，冬曦知史官事，迁考功员外郎。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
开元十三年四月，唐玄宗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并设置学士、直学士，吕向为“开元十八学士”之一。《唐会要》卷六十四中详细记载了集贤院设立学士之事：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禅仪注，敕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乃下诏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左补阙韦述、李钊、陆去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敬会默、校书郎孙季良并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晖并侍讲学士。
从这条材料可以推知，吕向与赵冬曦等称为直学士在开元十三年。既然《赵冬曦传》中曾说“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则吕向在开元十二年时仍为翰林供奉。《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亦记载：“（肃宗）性仁孝，好学，玄宗尤爱之，遣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璹等侍读左右。”由此可知，吕向在开元十年以后曾和贺知章等一起在集贤院供职，并侍读皇太子。
后来，吕向因上《美人赋》讽谏，受到玄宗赏识，擢为左拾遗。玄宗数次校猎渭川，吕向又献诗规讽，并因此再进左补阙。关于这段故事，窦蒙《述书赋》注中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载可以参看，其中曰：
开元初，上《美人赋》，忤上。时张说作相，谏曰：“夫鬻拳胁君，爱君也。陛下纵不能用，容可杀之乎？使陛下后代有愎谏之名，而向得敢谏之直，与小子为便耳。不如释之。”于是承恩特拜补阙，赐彩百段，衣服银章朱绂，翰林待诏。频上赋颂，皆在讽谏。
吕向因上《美人赋》讽谏触怒了皇帝，险些送了性命，幸亏宰相张说从中劝谏皇帝，吕向才得幸免，并受到玄宗的赏赐和特殊恩宠。吕向从此因祸得福，并经常上赋颂讽谏，深得玄宗喜爱。据《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裴潾在劝谏唐宪宗的奏折中将吕向与褚遂良、杜正伦等著名善谏之臣相提并论，称“贞观已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则吕向之善谏敢谏亦可见一斑。
吕向任左补阙期间，曾任西岳镌勒使，到西岳华山勒石刻碑。本传称“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然其年不详。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开元十二年的记载：“冬十一月庚申，幸东都，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④《唐会要》卷二十七亦载：“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郡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张于应天门，以示百僚。”由此可知，吕向为镌勒使在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吕向的同僚徐安贞有《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诗，其中有“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之句，孙逖亦有《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诗，其中有“语别梅初艳，为斯草欲熏。往来春不尽，离思莫氛氲”之语。这两首送别诗中所描写的节令特征正好与“冬十一月”的情况相符。吕向此次镌勒西岳，并立有《华岳述圣颂碑》。据《六艺之一录》引《金石文字记》文字可知，《述圣颂》立于开元十三年，在华阴县岳庙之东道院，京兆府富平县尉达奚珣撰序，左补阙吕向撰颂并书。《文苑英华》录有该碑全文。清王代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五收录有《述圣颂》，题为“左补阙、集贤殿直学士吕向撰颂并书”，并云：“据《唐会要》所载，唐玄宗御制碑成在开元十三年七月，吕向《述圣颂》立于开元十三年六月。”此说可信。因为吕向题为“集贤殿直学士”，而集贤殿直学士之名始自开元十三年四月，吕向正是首批集贤院直学士之一。因此，吕向于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受命去华山立碑，十三年七月完工。
吕向任集贤院直学士期间，深得玄宗称赏。据宋代王应麟《玉海》引唐代韦述《集贤注记》，张说及吕向等因献赋诗，玄宗各赐赞以褒美，敕旨曰：“得所进诗，甚有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又亲自以五色笺八分书之，赍付集贤院，散付学士，其中对吕向的赞曰：“族茂非熊，才高班马，考理篇籍，抑扬风雅。”玄宗的这篇赞对吕向赞誉有加，称赞他和太公望吕尚同族，人才辈出，并认为他有司马迁、班固之才，能够证订经史，考理群书。
本传中说吕向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并谏玄宗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并赐弓矢射禽事，得到玄宗的采纳。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唐玄宗东巡封泰山之事在开元十三年十月，由此可推断，吕向在开元十三年十月已任起居舍人。吕向谏蕃夷酋长入仗内之事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中亦有记载，《唐文粹》、《历代名臣奏议》亦收录其全文。《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之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唐代的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然后据此修撰国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够迁任起居舍人者，不仅需要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和史学修养，而且需要具备相当的学识和文采。吕向能以起居舍人的身份跟随唐玄宗封禅泰山，表明吕向受到唐玄宗的器重和赏识⑤。
吕向后来又任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然其时间语焉不详。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第一千三十一记有《唐龙角山纪圣铭》，注曰：“明皇撰并八分书，开元十七年九月。”又《金石录》第一千三十二有《唐龙角山纪圣碑阴》，清代王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六录有该碑及碑阴全文。此碑今存于今山西省浮山县天圣宫遗址中，属省级保护文物。据《山右石刻丛编》所载碑之全文，此碑刊刻时间为“开元十七年太岁己巳九月己丑朔三日辛卯”，与《金石录》所记“开元十七年九月”正合。其碑阴有题记，共分四截，分别刊刻皇太子鸿及诸王大臣名字，其中第四截有“敕建造模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颕王永王文章臣吕向奉敕题碑阴并建碑年月日”字样。根据碑阴所载内容可知，吕向为此次镌刻龙角山纪圣铭碑的使者，其官职是“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颕王永王文章”。据唐制，朝议郎为文散官，属正六品，主客郎中为职事，属从五品上，轻车都尉为勋官，属从四品上，以文武散官为本品，比所代职事品佚高者为“行”，比所职事品佚低者为“守”。吕向以正六品朝议郎而职从五品上的主客郎中，故曰“守”。此乃开元十七年九月之事，由此可知，开元十七年九月吕向已为主客郎中，并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颍王、永王文章，与本传所载正合。
吕向在开元十九年又任都官郎中，并曾受命奉玺诏吊祭阙特勒，并刻碑立庙。《新唐书·突厥下》记载：“（开元）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册府元龟》记载吕向出使在开元十九年十一月。元代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取和林》诗注曰：“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按《唐史·突厥传》：阙特勒，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可汗之子弟谓之特勒。开元十九年，阙特勒卒，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使北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文，别立祠庙，刻石为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据此注可知，元代犹存阙特勤碑，耶律铸尚见碑文。开元壬申即开元二十年，可见吕向出使在十九年十一月，至立碑造像则在开元二十年。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吕向曾经三次任镌勒碑使，第一次是开元十二年十一月以左补阙立华岳《述圣颂碑》，第二次是开元十七年九月以主客郎中立《龙角山纪圣碑》，第三次是开元十九年十一月以都官郎中立《阙特勤碑》，由此亦可见吕向文才书法受唐玄宗喜爱之程度。
吕向后来曾任中书舍人，但具体任职时间不能确定。据现有史料，我们只能推断吕向至迟在开元二十五年已任中书舍人。《唐会要·翰林院》记载：
玄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编掌，列子宫中，承遵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于是以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元充焉。虽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⑥
据此可知，唐玄宗为了有人随时供奉敕旨，开始选拔朝中具备学识和词艺的官员入翰林院值班，于是吕向和谏议大夫尹愔最先被选拔入居翰林院供奉敕旨。我们可以根据尹愔任谏议大夫的时间推知此事的具体年份。据《唐会要·修史官》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尹愔任谏议大夫的时间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而别建学士院之事在开元二十六年，则吕向在开元二十五年已任中书舍人。按吕向所撰写《豆卢公墓志铭》所题官衔为“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则吕向以正四品上之品秩行正五品上之中书舍人职事，其任中书舍人时间颇长，至迟从开元二十五年开始任中书舍人，直至天宝三年八月仍在任。
关于吕向的卒年，史料缺如，我们只能据现有史料大致推断吕向最晚的活动时间。本传记载吕向“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书’”。唐代窦臮《述书赋》曰：“吕公欧钟相杂，自是一调，虽则筋骨干枯，终是精神崄峭，其于小楷，尤更巧妙。”由此可见，吕向精通书法，兼有欧阳询、钟繇之意，自成一体，善草体、隶书、小楷，在当时为很多人撰写并书写过碑文，我们可以从这些碑文中找出部分证据，以说明吕向的最晚活动时间。
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中记载吕向所撰所书碑文情况如下：《唐静泰法师碑》，吕向撰，刘懐信正书，开元十二年八月；《唐述圣颂》，达奚珣撰序，吕向铭并正书；《唐法现禅师碑》，李通文撰，吕向正书，天宝元年九月。宋代陈思《宝刻丛编》引《金石录》记载吕向所撰所书碑文有：《唐内侍省杨公碑》，唐吕向撰，李思铨行书，开元十八年；《唐长安令韦坚德政颂》，唐梁涉撰，吕向行书，天宝元年；宋代的《宝刻类编》中记载吕向所作碑文有《寿春太守卢公德政碑》，史惟则篆额，天宝二年建。最近陕西咸阳出土了吕向所撰《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驸马都尉中山郡开国公豆卢公墓志铭并序》，碑文中明确写道：“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吕向撰。”其中又有“公讳建，字立言，河南人也。……享寿三十有九，以天宝三载三月廿四日，薨于京胜业里之私第，越八月十二日，用国礼葬于咸阳洪渎原”之语。由此可知，此碑书写时间应在天宝三年八月以后。这是目前所知吕向最晚的活动时间。
我们还可以通过吕向死后所赠官职推测其去世的时间。吕向死后赠官是华阴太守，唐代的太守和刺史是郡守在不同年代的称呼，《旧唐书·职官一》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二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又罢郡为州，复以太守为刺史。由此可以推知吕向去世时间的下限，即最晚不晚于至德二年。据此推断，吕向卒年当在天宝三年（744）八月后到至德二年（757）十二月之间。又据吕向本传可知，其父吕岌卒后赠“东平太守”，则吕岌的卒年当在天宝元年二月至至德二年十二月之间。而吕向传中称吕向“终丧，再迁中书舍人”，这说明吕向为其父守丧期满后又起复，不久再迁为中书舍人，则其父的卒年当在天宝年间，也即吕向守丧期间在天宝年间。
窦蒙《述书赋》注曰：“（吕向）有子曰广，聪利俊秀，有吏才，拜监察御史。”可见，吕向有子名吕广，官拜监察御史。唐代有以门荫出身任官职的制度，规定正四品官员之子可以出任正八品上的官职，吕向所任“正议大夫”是正四品上，而监察御史属正八品上，所以其子吕广很可能是以门荫得拜监察御史。
吕向从开元十年入仕以来，至少到天宝三年仍兼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可见其文词必非常品，固为唐玄宗所重。据前引《唐会要·翰林院》之文，亦可知吕向之所以被命为翰林供奉，是因为需要选拔朝廷官员中具“有词艺学识者”，以备皇帝随时书写敕旨所需，窦蒙《述书赋》注中也说吕向“文词学业，当代莫比”，可见吕向的文学造诣确实很高，而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年轻时曾经研究、注释过《文选》，对写文章的方法与技巧掌握得相当熟练，从《文选》中获益良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吕向文词学业虽精，但流传下来的只有讽谏之作，文学作品仅有《美人赋》传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上阳白发人》中提到，“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可见其作品是广为传诵的。宋代李昉所编《文苑英华》卷九十六收录有《美人赋》。
《新唐书·艺文志》载有吕向《严从集》三卷，注曰：“从卒，诏求其槁，吕向集而进焉。”《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亦记载其事。这是吕向除《文选注》外仅存的著作。
综上所述，吕向为东平人，非泾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在开元年间与张说、贺知章、徐坚、韦述等人同时供职于集贤院。吕向幼年丧母，家贫，然好学不倦，常借去市场卖药的机会读书，最终学有所成，并参与注释《文选》。吕向擅长书法，当时撰写了很多碑文。吕向文词学业颇精，但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除《美人赋》外，其他作品都已亡佚。《文选》五臣注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吕向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进入仕途，官至工部侍郎，可以说一生官运亨通。目前的文献记载表明，天宝三年（744）是吕向最晚的活动时间，其卒年应该在天宝三年到至德二年之间。
从吕向的生平事迹及仕宦经历来看，吕向并非如有的批评者所说“不知何许人也”，而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能书善文，文词学业颇受当世重视，以才学而得以陪侍太子及诸王文章，所以深受唐玄宗赏识，也为时人称美。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五臣中其他四人如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亦非平庸之人，只是目前缺乏文献史料记载，无从求证而已。
注释
①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第67页。②[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8—5759页。③傅璇琮：《中国最早两位翰林学士考——呂向、尹愔传论》，《文献》2002年第4期。④[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87页。⑤详见张国静：《论唐代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唐史论丛》（第十辑），2008年，第120—130页。⑥[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