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甲流要防双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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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预防和控制进行干预。然而,政府行为也存在诸多局限,因而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也要防止政府失灵

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内地的甲型H1N1流感(下称甲流)患者已达9万余人,死亡326人。尽管中国内地已有抵御SARS和禽流感的经验,但甲流流行范围广,而疫苗效果又遭市场质疑,其防治工作依旧面临困难。

由于甲流的预防和控制存在外部性,个人的最优决策并不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优,即外部性会导致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市场失灵,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为克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预防和控制进行干预。然而,政府行为也存在诸多局限,因而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也要防止政府失灵。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传染病,并试图使经济学与流行病学相结合,从而为传染病防治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指导。

甲流防治的经济学特征

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之一是效用函数。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人们总是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调整商品的消费结构,从而使效用最大化。

从本质上说,甲流防治也可看做是一种商品,同样可被纳入这一分析构架。但甲流防治又有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征。结合阿罗(Arrow)1963年对卫生服务的论述,可以把防治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这些特征将会影响防治的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

1.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和消亡等具有不确定性,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也有不确定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可能引起的后果也具有不确定性。

2.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中,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情况极为普遍。例如,人们包括专业人员对甲流等新发传染病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这就是信息不完全。而普通公众和专业人员对传染病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普通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所掌握的疫情信息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信息不对称。

3.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中,个人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福利。例如,甲流患者佩戴口罩可以减少疾病传播的概率,有利于他人健康,这在经济学上叫正外部性。传染病防治中外部性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会使所有的人受益,而这种好处是不可能由特定的个人或人群独占的,具有这种性质的物品通常叫做公共产品。

4.除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传染病流行的地域性和病例发生的聚集性,也可能导致医疗保险市场失灵。因为保险的有效性来源于风险的分担,但传染病流行的地域性和聚集性会使风险过于集中,使我国以工作单位为统筹的医疗保险难以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担。

5.个人行为会直接影响传染病的流行方式和规模,因而对传染病防治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的。

个人决策与政府干预

由于传染病防治有以上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点,特别是外部性的存在使个人的最优决策并不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优,因而需要政府介入。

1.个人决策与市场失灵。

面临传染病的危险,人们肯定会采取一定措施来预防和治疗,但个人面临诸多限制条件。

一是经济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由于财力和物力的限制,人们并不一定采用医学上最有效的方案。

二是对传染病和疫情的相关信息认识不足,包括一般性的信息(如传染病的传播渠道等)和特殊的信息(如某人是不是病毒携带者等)。

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就取决于个人决策目标。

从传染病的治疗看,治疗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康复,而且会减轻疾病的传播。但在个人决策时,减轻疾病的传播并不属于个人考虑因素,因而个人一般会低估治疗措施的价值。因此,如果仅靠个人行为预防和治疗传染病,就会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

2.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与个人决策一样,政府也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方案。

根据国际经验,可以把传染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包括由于传染病导致的健康状况下降,从而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用于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直接费用,如科研经费、硬件投入、治疗费用等。

间接影响包括健康状况下降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损失,从而对家庭收入和国家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为防止传染病而必须改变行为方式招致的效用损失,如限制自由行动;有的防治措施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还会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如甲流流行期间人员流动减少,对旅游业造成巨大打击。

从现有的研究看,传染病的间接影响远远大于直接影响,政府在制定和协调传染病的防治时,应通盘考虑各方面的影响。

但是,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也会受到财力和物力的制约,也要面对信息不完全的挑战。除此之外,政府在进行干预时还要考虑政府体制、行政能力和各级政府目标可能不一致的情况,类似的诸多局限同样会招致政府失灵。

信息公开有利于防治甲流

在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场和政府都可能存在失灵的现象,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信息”。

在传染病的防治中,如果信息不完全,个人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往往不能对传染病的危险做出恰当判断,因而也就不可能采取最优措施。

而信息不对称可能存在于公众和专业人员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及患者与第三方之间,但公众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关键。

必须承认的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现象是不可能完全根除的,因此,落实到传染病的防治上,专业机构对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而政府信息披露的举措应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下形成制度,例如,定期通报疫情,在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能增加公众相关知识,减少负的外部性。

政府要在诸多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还必须改良现行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用现行的量化卫生产出的方法来衡量传染病防治的产出或效果,有很大局限性。例如甲流控制后,人员可以自由流动,这对旅游行业和其他商务活动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类似的影响是没有包含在目前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内的。

在现有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下,低估了传染病防治所产生的效益,这直接导致了对传染病防治的投入不足和对预防医学的重视不够。因此,如何全面、准确地评估传染病防治投入的产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为德国波恩劳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