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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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具有强烈的寻求国际定价权的愿望，但在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面前，“联合谈判”机制难有作为

“联合谈判”起源

中国寻求国际资源定价权的愿望，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

进入9月以来，一年一度的进口铜精矿价格谈判风声日紧，处于风暴核心的“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组”（CSPT）却波澜不惊。小组成员田中元告诉《财经》记者：“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按照惯例，一般都要等到11月底到12月初的LME（伦敦金属交易所）年会结束之后才会开始正式谈判。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以来，国际铜价上涨60％，铜精矿价格也有水涨船高之势。国际铜精矿供应掌握在三家主要巨头手中，自中国启动铜价谈判迄今，外界普遍对谈判结果感到悲观，认为将“重蹈铁矿石谈判覆辙”。至8月中旬，全球最大的铜精矿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在上海与CSPT谈判未果，关于今年铜精矿价格“大幅上涨”的消息便不胫而走。

根据必和必拓先期与日本铜企业的谈判条款，供应商要求削减加工费，并取消至关重要的价格分享条款。

铜精矿价格主要由加工费和价格分享构成。加工费，即进口价以三个月内的LME铜价为基准，扣除加工精炼费；价格分享，是指如果市场铜价升至基准价格（当前的协议价格为每磅90美分，约合每吨1984美元）之上，除了加工精炼费，冶炼企业还可收到供应商给予的附加费（约为价格上涨部分的10％）。

根据英国商品研究所（CRU）北京代表处的研究，今年二季度，冶炼企业获得的价格分享的平均值为23.7美分/磅，加工费价格则为24.4美分/磅。如果满足必和必拓的要求，就意味着中国进口的铜精矿价格将上涨至少50％。

铜精矿谈判结果如何，要等到今年12月方见分晓；届时，中国又将迎来下一轮铁矿石谈判。

2005年的铁矿石谈判中，中国接受了三家国际铁矿石巨头涨价71％的要求；今年在经过长时间拉锯战之后，中国最终又不得不接受了19％的涨价；2007年，中国又将等到怎样的价格？

事实上，不独铜精矿和铁矿石，近年来，中国在多个资源类大宗商品领域都已面临持续涨价的局面。8月31日，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经济日报》撰文称：“我们是大买家，但缺少国际定价话语权。因为缺乏定价话语权，资源和能源产品进口成本越来越高。”

他列举的事实是，2005年前11个月，中国重点监测的42种主要资源、能源产品进口，由于价格上涨因素多支付300亿美元；其中原油由于价格上涨因素多支付118.1亿美元，钢材多支付62.1亿美元，成品油多支付24.3亿美元，铁矿砂多支付14.6亿美元。

由此魏建国提出，中国要加强大宗资源性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参照铁矿石统一谈判模式，尽快启动原油、氧化铝、铜精矿等商品联合对外谈判机制。这一消息 一经《华尔街日报》刊登，迅速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注意。

“建立这种联合谈判的协调机制是可行的。例如，铁矿石谈判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政府推动，事实证明效果不错，控制住了涨价幅度。”中科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汪寿阳教授说。他曾于去年7月向国务院高层提交了《大宗商品国家定价权与国家经济安全》系列报告，后由国务院转发给商务部、发改委和证监会，建立联合谈判机制是报告建议的一部分。

大买家≠定价权

不过，汪寿阳的建议并没有能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质疑“联合谈判”作用的大有人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主任白明认为，“进口大国就一定有定价权，有定价权就可以把价格谈低，这样的逻辑是似是而非的。”

按照商业惯例，大买家的谈判能力强，可以拥有折扣，这往往让人忽略了大国的劣势――大国需求量大，也会削弱议价能力。

“以石油来说，目前国内三大石油企业都是按照国际规则来操作的；石油的价格形成更加国际化，形成机制更加成熟，并非单一需求方可以撼动。而且近年来，石油一直是卖方市场，即使我们是大用户，加强统一对外谈判，效果也未必那么大。”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曹晓说。

即使要建立联合对外谈判机制，现在也未必是最好的时机。从事铜铝交易的佳能可资源公司经理李伟称，目前正是资源类商品价格猛涨的时候，现在制订政策，政府会受到大利益集团的影响，“统购统销必然带来更大的谈判力量，关键是这种利益落在哪里？是市场竞争和博弈形成的更好的安排，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形成新的垄断、新的寻租空间？”

“今天的市场与昨天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需求增加了多少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已经改变了供求格局，与谈判组织能力无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白明说。

例如在铜领域，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铜的需求量大幅飙升，年消耗量从100万吨增加到200万吨乃至现在的300万吨。国家发改委去年底的预测显示，2006年铜需求将增长8％，至380万吨。

中国铜需求的快速增长，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据测算，2005年全世界铜的需求量与2004年相比只增长了30多万吨，而中国的铜需求的增长却达到40多万吨――这与铁矿石的状况惊人相似――2000年以来，在全球钢铁产量的总体增幅中，大约78％来自中国。

需求的骤增导致了铜价的急剧攀升，也由此导致对上游产品铜精矿需求的增长；但中国的铜精矿品位低，开采价值小，65％以上的铜精矿要依赖进口。2005年中国铜精矿进口量约为400万吨，已是目前国际铜精矿现货市场上购买量超过20％的最大买家。

在国内，随着铜价走高，铜精矿进口商（冶炼商）也分得了可观的利润。按照定价规则，目前的铜价下，铜精矿进口商获得的价格分享费用已接近加工费，这种巨大的利益在以往从未有过。这种利好极大地刺激了一些地方和企业快速扩大铜冶炼产能的积极性。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全国目前有18项铜冶炼工程在建或计划建设，其中11项正在建设中的工程产能达到115万吨，扩大了约三分之一的产能。按照江西铜业（上海交易所代码：600362）一位副总的说法，铜部门投资正开始快速增长，随着产能扩张，进口量会减少，最终中国可能再次成为铜净出口国。

另一方面，这种巨大需求成为上游供应商提价的口实。必和必拓方面称，现阶段中国的铜冶炼能力增加太多太快，远远超过铜矿产能的扩张速度；作为国际供应商，无法供应足够多的铜精矿，由此引发全球涨价。

中金公司研究员丁申伟也认为，今年上半年全球铜精矿市场由过剩转为紧缺，需求在节节上升，但供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长，例如占全球36％产量的智利铜矿产量仅增长3％，价格上涨是难免的。“应该说，价格形成原因中，基本面和谈判能力两方面都有关系，但基本面更重要。”

商务部研究院的白明表示，石油、铁矿石、铜等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有类似过程，确实中国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不完全是中国因素，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全世界都在涨，大家都在接受这个价格。”

只要需求刚性……

在中石化的曹晓看来，承受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的不仅仅是中国。“是不是我们比别的国家花的冤枉钱多了？我看到大家遵守的都是透明的国际价格，并无歧视成份，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市场。”

全球都在接受今天的价格，也都在为这个价格痛苦，为什么惟独中国最不甘于接受这种局面？曹晓认为，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企业对成本承受能力比较弱，对价格比较敏感”；也就是说，此为中国企业产品走的“低价路线”所致。而国外企业附加值高，这些成本便可以承受。

然而，即使对成本敏感，中国的需求仍然难以降下来。原因是中国的需求除了数量上持续增长，在投资方面也呈现极强的刚性。

商务部研究院的白明指出，同为资源类商品的进口大国，中国与美国就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例如，在国际市场同样多进口1万吨，如果是中国，就会引起价格大涨；如果是美国，则影响可能小得多。“这是因为市场会看你的需求是不是刚性的，有无弹性空间，有无替代商品的竞争，产业之间的收缩调整是否会快速达成。美国市场调整非常快，卖家不敢要高价；而今天中国的进口刚性程度非常高，替代性差，需求一旦出现，很难调整。”

中国当然也做过主动调整需求的各种努力，但收效甚微。“调整需求，就意味着要关停并转，缩小产能，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在铜、铝、石油、钢铁领域的投资，大多是政府主导的，和地方政府的政绩直接关联。另外，对钢铁和铝、铜等的投资，由于专属性很强，一旦动工就形成沉没成本，更不会轻易关闭。所以到最后，即使亏损也必须上马，这样的产业模式，是无法灵活调整来压缩需求的。”白明说。

氧化铝领域便是中国刚性需求的一个缩影。中金公司研究员丁申伟称，由于国内氧化铝扩建和新建产能不断释放，国内市场缺口越来越小，进口价格从今年上半年的650美元/吨跌到下半年的300美元/吨左右。去年国内氧化铝产量是830万吨，今年又新增加了1000万吨以上，如此大的量，一下子改变了全球氧化铝市场的供求关系。“目前氧化铝完全是供过于求，价格剧烈下跌，所以我看不出是否还有联合谈判的必要。”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一直严格调控电解铝行业，作为上游原料的国内氧化铝的需求前景非常暗淡。即使这样，国内氧化铝行业的投资需求仍难以在短期内降下来。

今年7月，麦格理银行报告称，中国的氧化铝工业正在从“不足”转变成“过剩”，2008年将成为氧化铝的净出口国。这样的后果是，中国对于生产氧化铝的原料矾土矿的进口到2008年将升至1205万吨，这是2005年的五倍。

“在氧化铝价格高企的时候，国际上有接近一半的企业要关门，调整非常灵活；而国内在应该调整的时候却得不到调整，有些差的企业该倒却迟迟不倒，其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这都构成了中国需求的刚性。”佳能可公司的李伟说。

联合谈判“副作用”

从市场来观察，类似铜、铁矿石、石油这种周期性行业，供求每年变化都很大，所以一直以来，业内将其视为正常的商业波动，价格谈判并不像外界所理解的剑拔弩张。“（我们）与国外供应商的谈判，并没有像外界夸大的那么对立。大家都是铜产业圈子里很多年的商业伙伴，坐下来就市场达成共识，才能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合理价格。”CSPT小组成员田中元告诉《财经》记者。

田中元还说，外面称中国把需求力量联合起来与外方供应力量相对抗，这样的说法太“狭隘”，因为“这是生意，基本上要按国际游戏规则来，企业会为自己的利益负责”。

CSPT成立于2003年11月14日，目前由九家成员自发组成，代表了中国主要铜冶炼企业。小组过去的成功，是在铜市场供求比较平衡的情况下取得的。今年不断飚升的铜市，已经对谈判提出了挑战。中金公司研究员丁申伟称，2006年中国进口铜精矿需求大幅减少，主要因为去年四季度进口量非常大，今年一直在消化去年的库存。但是下一步回补库存，将面对需求剧烈增长的冲击。商务部外贸司进口处一位官员称，目前的谈判焦点主要是价格太高，谈不下来，“今后能否谈下来还不好说。”

CSPT小组的做法，以及今年铁矿石联合谈判的经验，被认为可以为中国在多个大宗商品市场争取定价权提供借鉴。但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认为，在理论上，政府协调一下总是有用的，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却很难说，每个企业还有自己的判断。政府参与多深、效果如何，还需要再研究。

“基本上是要看供求。政府介入，形成买方垄断，只是放大了这种影响。定价权是放大器，可以把供给力量放大，也可以把需求力量放大，但它必须附着在供求上。若供求格局改变，定价权才起作用――目前似乎供给的力量更大一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白明说。

根据以往经验，政府力推联合谈判机制，一般会选择行业大企业牵头。例如，在CSPT和铁矿石谈判中，都出现了大企业推动政府重新启动许可证管理的案例。CSPT小组组长杨军8月13日就表示，谈判小组属下铜冶炼企业，已一致请求商务部对低于企业底线的合同一律不发进口许可证；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铁矿石谈判的关键时刻，说服政府对铁矿石进口商的资质加以限制，将有进口资格的国内钢厂和贸易商从2004年的523家锐减至不到100家。

“怎样避免联合谈判机制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寻租游戏’，沦为大企业打击竞争对手，牟取小集团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个难题。由政府推动联合谈判机制，副作用也许远远大于正面。”李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