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职工收入、保障职工权益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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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的就业压力很大，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就业供求严重失衡，导致打工者的低收入、低保障，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弱势阶层。
一、低收入阶层的现实
1.中国收入差距严重分化
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准，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8月抽样调查，户人均收入和支出不到100元的城镇居民家庭已超过6%，黑龙江、山西、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甚至超过10%。中国城镇高收入户人均月收入10962元，低收入户为247元，前者是后者的44倍。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0.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的基尼系数2000年达到了0.417，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测算的结果，1995年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45。中国城市的贫困人数也大幅度增加。1992年全国总工会调查，得出全国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超过2000万人。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他们的有关调查推算，中国城镇居民有近5000万贫困人口。如果不以户口为标准，而以实际生活区域为标准，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
2.打工者处境悲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打工者处境艰难，一是工资低，绝大部分企业劳工平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下，十年来一直没有增加过。二是工时长，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达28小时。第三是工伤事故多，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而实际人数比上述统计数目要高，因为有些伤残者与老板私了，私了的比例大约占20%左右，这些人在拿到两三万的赔偿金后被无情地赶出了“金三角”。第四是工作环境恶劣，在中国不少工厂，一定程度上存在高噪音、高污染、高毒性、不安全的情况，打工者为了微薄的收入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
3.职工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在许多外资企业，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资本的中小企业，在中国实行不顾工人死活的野蛮经营，攫取最大利益。处于劣势的劳工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地方官员往往站在资方一边，许多劳工倍受欺凌。低工资十年不变的原因是某些地方的当权者的反对，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造成大量工伤事故的深层原因，也和某些干部有关，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
4.利益严重倾斜
中国产品超低价的背后是对中国工人的压榨。目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有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较之相对人道的状态每月偏低200元，那么企业每年因此而多得了4400亿的纯利，这没有考虑青壮劳力今后生老病死与缺乏保障的牺牲，也没考虑漂流在城市中的约300万打工者子女缺乏恰当义务教育的再牺牲。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家的巨大利益。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某国际名牌衬衫为例，在美国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108美元，占90%，接受订单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根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自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钱达1000亿美元，这都源于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低保障。
二、低收入、低保障引起的问题
1.低收入导致生产过剩，经济难以可持续增长
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根据回归分析测算，消费与收入之间呈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99。我国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占人口的大多数，其购买力实现程度高，所以其收入水平乃至消费水平直接对总消费产生关键性影响。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出现了“穷的想买没有钱，富的有钱不想买”的局面，导致总体需求下降，消费率降低，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据调查，全国900余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不足50%，加工工业尤为突出。企业库存积压，被迫降价竞争，价格水平处于低位，直接影响就业和企业经济效益，使银行呆坏账增多，导致经济失衡和长期通货紧缩。
2.国家难以承受因低收入而产生的最低生活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下岗职工问题日渐突出，中国政府经过8年的探索，推出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并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据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给国务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会议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份实际处于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1382万，而领取城镇低保费的只有303万人。仅占到城镇总人口的0.8%，民政部的解释是没有足够的钱满足全部低保人员的需要。而中国的贫困人口被严重低估，由于城镇低保线订的很低，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从而把许多应该救助，而政府无力救助的对象排斥在城镇低保线以外。实际上，中国根本无力负担西欧那种保障体系。一个贫困职工假设每个月发200元，一千万贫困职工一年就需要240亿。而如果按两千万算是每年480亿，按5000万算是每年就是12000亿。连美国的国家财政也不能负担西欧式的保障体系，中国更不可能。中国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3.低收入、低保障导致的贫穷危及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各国研究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与社会治安案件的发案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差距大则治安案件发案率高，反之则低。收入差距扩大还使人们产生不满，激化社会矛盾，一旦爆发导致突发性的，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及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4.低收入、低保障对将来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后才进入老年社会，而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在不远的二、三十年后进入老年社会。这就涉及一个老年人占多数的社会如何养老、医疗等问题，养老、医疗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现在存入银行多少钱，而是将来创造的财富。现在的低收入、低保障透支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加重了将来的负担，低收入也剥夺了低收入群体的后代的教育权，使他们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也剥夺了将来他们大多数人取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这些低素质人员如何利用微薄的收入赡养多个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老年人，显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将来动荡的隐患。现在就透支将来的福利，而且给将来造成隐患显然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1.提高工资、保障职工权益对成本的影响
很多工厂的老板反对提高劳工保护条件，强调提高改善劳工待遇所导致产品价格的提高会使公司破产，使工人失业。实际上，提高工资、保障职工权益对成本影响不大，因为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费也只占产品成本中的一小部份。一次次的国外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说明，适度提高劳动力价格不会影响中国产品强大的竞争力。
2.提高工资、保障职工权益对经济的影响
提高工资、保障职工权益可以相对提高中国产品的成本，适度减弱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多国外市场的过度冲击，避免引起国外反倾销造成的更大损失；提高工资、保障职工权益也可以减少中国企业对低廉的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提升其产品技术含量，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工资也可以增加职工收入，促进消费，避免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经济停顿、失衡；提高收入也可以促进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的第三产业之所以发展缓慢，甚至连发展中国家也不如，原因是职工收入低，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进行消费，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就难以发展，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之一；提高工资、保障职工权益可以保障职工权益中的生命健康权，也可以保障职工后代的教育权，为中国将来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3.提高收入对社会的影响
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主要体现在：其一，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维护职工的生命健康权。收入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维持基本生活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从而个体的生命健康权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居民收入的提高也将促进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才产生其他高级需要。当收入水平提高，当基本生活、就业分配不成为问题后，才会注重自己的民主政治权益、精神文化权益。因此，良好的物质条件，为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行使好民主政治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环境。
四、结语
不管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劳工利益出发还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及执政党利益出发，提高职工收入、保障职工权益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应立法强制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加强对职工权益的保护，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处重点项目“虚拟经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与对策”(批准号05BJZ07)
(作者单位：夏津田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