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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国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后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着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
刚上小学的我,正在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为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后,由于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于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么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么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其他的文章,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么?像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像我祖母之于我家。
几年来自己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后,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么事,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吧。无论什么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到自己的贡献渺小。
于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么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吧!”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么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做事与立功,得之于众人合作者多,得之于自己逞能者少,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吧,“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么?”雨果毫不犹豫地说:“只留《约伯记》。”约伯是《圣经》里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谢天吧。
(选自《在春风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