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佑使宋与丽宋使者往来规模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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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兴佑及其使宋史料考辩
关于李兴佑使宋的史料，中韩两方面共有七条，分别来自《宋史·太祖本纪》、《宋史·高丽传》、《高丽史》、《宋史全文》、《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其内容简繁不一，但大体相同，可见李兴佑实有其人，使宋之行确有其事。其具体史料如下：
《高丽史·卷二》：“冬，遣广平侍郎李兴佑等如宋贡方物。”
《宋史·高丽传》：“十月，昭遣其广评侍郎李兴佑、副使李励希、判官等来朝贡”。
《宋史·太祖本纪》“建隆三年十一月丙子，高丽国遣李兴佑等来朝。”
《玉海·卷一五四》：“建隆三年十月，高丽李兴佑等使宋，贡方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史全文·卷一》内容相同，皆曰：“十一月丙子，三佛齐国王释利耶、高丽国王昭并遣使来贡方物。”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十二月二十三日，高丽国王昭遣使广评侍郎李兴佑等来贡方物。”
通观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关于李兴佑使宋在整体内容上大致相同，但有些具体细节上略有出入。主要体现在其出使时间和李兴佑在高丽官职方面。
（一）李兴佑的级别与身份考辩
李兴佑在《高丽史》中并未立传，所以其人及家世已难以考证。但从该使的官职可以看出其作为出使宋朝的使节级别是很高的。据《高丽史》载“高丽太祖开国之初，参用新罗、泰封之制，设官分职，以谐庶务然其官号或杂方言盖草创未暇革也。二年，立三省、六尚书、九寺六卫，略仿唐制。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内有省、部、台、院、寺、司、馆、局；外有牧、府、州、县。官有常守，位有定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大备。文宗睿宗虽少加增损大抵皆袭成宗之旧子孙有所遵守。”（1）通过这段史料可以看出，高丽在建国初期，王建根据新罗、泰封，并参照中原（主要是唐）典章制度，为其草创之国建立了初步的中央机构。这一时期，高丽在中央设置内议、广评和内奉省三省，其中以广评省（2）地位最高，下辖选官、军事、刑罚、礼仪、工程六管，是高丽王朝的政治中枢。而广评侍郎则是广评省的一个官职。其在广评省的具体职责，据《高丽史》载“冬十月庚申以守义刑台卿能律为广评侍郞，广评侍郞职预为内侍书记。”（3），由此可见，广评侍郎为“内侍书记”，属于皇帝近臣。又据《高丽史》记载：“丁酉，以珍阁省卿柳陟良当革命之际群僚仓卒散走独不离本省，所典仓库无所亡失，特授广评侍郞。”（4）由此可见，该官职在选拔和任用时都非常审慎，大多会选品质高洁、恪尽职守，能力较强的人任用。
关于广评侍郎的官阶，据《高丽史》载“癸巳广评侍郞荀弼病免，以兵部卿列评代之。”由此可见，其官阶应该在兵部卿之上。又参唐代官职，尚书省下设六部，各部部主事称尚书，副主事称侍郎，部下设司，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如前文所述高丽设官多参考唐代官制，因此，广评侍郎一职在高丽初期应属广评省副主事。
再据《高丽史》载：“（王建）丙申谕群臣曰：‘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因而侵掠边邑为害大矣。宜徙民实之，以固藩屏，为百世之利。’遂为大都护遣堂弟式廉、广评侍郞列评守之。”（5）此段史料则说明广评侍郎虽为内职官员，但有时也会外放为官，委以要职。镇守平壤对于高丽初期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王建北进设想的关键一步。（6）事实上，广评省本就下辖礼部，而礼部则是主司祭祀、外交、科举等职。因此，广评侍郎应有专属外交之职者。他们主要负责对外交往、媾和、接待之职。在高丽史中关于广评侍郎参与外交者多有记载：如高丽太祖元年“遣广评侍郞韩玄珪、礼宾卿金廉如晋告嗣位、遂贺破契丹”（7）；同年“甄萱遣一吉粲闵合来贺（太祖）即位”（8），王建同样也是“命广评侍郞韩申一等迎于甘弥县”（9）；太祖三年曾“遣广评侍郞徐逢如（后）周献方物”；“遣广评侍郞荀质如（后）周贺即位。”（10）通过上述外交记录可以看出，在高丽初期，广评侍郞对于外交事件多有参与，尤其在出使中原王朝时多用此职人员。
简而言之，从李兴佑的身份上来看，高丽遣其如宋朝贡，是高丽初期既定的对中原政权采取事大外交策略的直接延续。这也可以说明高丽在宋建国伊始，便在策略上倾向于与之建立朝贡册封关系。
（二）李兴佑使宋时间考辩
李兴佑使宋，在丽宋双方在时间记载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宋史·高丽传》和《玉海·卷一五四》均记载为建隆三年十月；《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史全文·卷一》等均记载为建隆三年十一月丙子；《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记载为建隆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丽史·卷二》在时间记载上比较模糊，为建隆三年冬。笔者以为，采《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史全文·卷一》三则史料记载较为可信，其具体时间应该为建隆三年十一月丙子日（高丽光宗，十三年；辽穆宗，应历十二年，农历十月初六日，公元962年11月5日）。一方面，本纪作为记载帝王生平史实的记录，一般在撰写过程中相对较为严肃，史料的真实性更高，而且该记载精确到了具体的时间，撰写者应有具体实录为证，而其它史料则可做侧面印证。而这个具体的时间应为李兴佑朝觐宋太祖的具体时间。而对于这些记录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月份相异可以理解为“十月为李兴佑等始发之期，十一月为至东京之时，十二月为朝见之时。”（11）笔者以为这种推断从表面上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三者时间相差三个月，从丽宋交流的行程安排上恐难以经得起推敲，笔误或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通过考察李兴佑使宋及其史料，我们还可以由此观察高丽与北宋之间的使者往来的规模及特点。
丽宋朝贡册封关系持续了近30年时间，直到993年契丹萧宁逊率“80万”大军侵高丽，面对辽强大的军事压力，高丽只得向辽称臣纳贡，第一次中断了对宋的朝。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高丽奉行宋之年号，二者确立了较为明确的朝贡册封关系。从目的上来看，高丽寄希望于宋之强大，在北方征伐可以取得全胜，恢复汉唐旧壤。彼时，高丽则可以藉此实现其北进梦想。因此，这一时期丽宋关系的政治军事意义远远大于商贸文化意义。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丽宋交往史料系统考证（12），即将丽宋朝贡册封体制下近三十年（962—993）的各类史料进行统一的梳理，便可以看出丽宋这一时期交流的特点。在此为了便于更加清晰的研究，本文又专门以时间为轴线，以具体事件简述为主题，以出使主体（高丽或宋）及出使性质为备注，加以简化，便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这一时期丽宋交往的基本特点。现列简表（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