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编辑史研究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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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杲先生的《出版笔记》中有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问题。提纲挈领、内容丰富。本文以编辑史为中心，以这两篇文章为依据，从编辑史研究与编辑学科建设的关系，编辑史与出版史的关系，编辑史与多种学科史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四个方面，梳理了刘杲先生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出版笔记》中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1999)、《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2004)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提纲挈领，以宏观视野，对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进行缜密思考，其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以编辑史为中心，梳理刘杲先生对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希望以此为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借鉴，并有助于推动编辑规律的探寻和编辑学科的建设。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都要以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刘杲先生明确指出：“编辑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史。”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编辑学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研究编辑史应有必要的理论准备，而编辑史研究也为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历史经验。

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是应用学科，“编辑活动有客观存在的基本规律。它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影响编辑活动的各个方面。它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随着条件的不同(例如，市场经济的环境，高新技术的传播手段)而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来自“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的现象，这就需要梳理“长时段”的历史经验，并具有宏观的理论视角，“要把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结合实际加以消化。不要误解‘以史为鉴’，编辑史不是编辑工作手册”。尽管编辑史中包含了编辑实务方面的经验，却不能局限于片断史料和个别案例。

从研究范围来认识编辑之“史”与编辑之“学”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史’的研究侧重在史料的概括，包括历史过程的叙述，历史功过的评说，从古代到当代，大体上是纵的；‘学’的研究侧重在规律的抽象，包括实践经验的概括，理论体系的建立，从现象到本质，大体上是横的”。既有纵向的历史意识(以中国的编辑发展史为依据)，又有横向的理论视野(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编辑学科的必要条件。

2　研究编辑史是为建立编辑学科而服务的

中国在1949年就出现了以《编辑学》(作者李次民)命名的书籍。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在胡乔木同志提议下，高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专家学者才着手建立编辑学科。刘杲先生于1992年起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1996年学会决定“把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中国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编辑学的基础”，因此，他在参加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会议时，在发言中明确提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要“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强调“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他对《中国出版编年史》予以肯定，对《中国出版通史》的选题予以支持，并赞许“正是出于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对出版事业的深厚感情，近二十年来，批志愿者投入了这项冷清的艰苦的工作”，其实这种“理解”和“感情”也是刘杲先生的自我道白。

研究编辑史不能不涉及出版史，“两者是重合，是从属，还是并列?我看两者关系密切，不是全部重合，有一部分重合。不是所有的编辑活动都是出版活动，也不是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编辑活动，考虑到古代的编辑和编纂、编撰难以分清，部分重合的说法留有余地，较为稳妥。从学术研究来讲，编辑史和出版史研究也是互相推动，不可分离。研究编辑史不可能脱离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也不可能脱离编辑史”。

正因为存在这种复杂关系，二者经常被相提并论，或者笼统称为编辑出版史，与此对应的就是编辑出版学的概念。这种并称模糊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边界，引起了争论。刘杲先生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好事情。分歧的发生，与所掌握的史料有关，也与所持的理论观点有关。学术问题的分歧不必急于统一。历史研究的分歧更不必急于统一。随着史料的增加和理论的清晰，对历史研究的是非会看得更加明白。”

编辑出版学这一名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调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刘杲先生2001年在政协会议上曾有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强调“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从学科特点看，新闻学、传播学是国外已有的学科，编辑出版学则主要由中国开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我们应当珍视自己创造的成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争取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发展成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实际上，刘杲先生并不赞成将编辑学与出版学两个词捏在一起，“编辑教育和编辑活动的实践都表明，编辑出版学不能代替编辑学，也不能代替出版学”，之所以采用“编辑出版学”的名义，是为了突破现有的学科目录的限制，争取学科发展的一个空间。

2　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孰先孰后

中国历史悠久，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的发端问题，也就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学界引起关注。刘杲先生认为：“编辑与出版的关系如何，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编辑远远在前，还是有了出版才有编辑，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在中国、在当代，编辑学研究的活力和价值，只能根植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这个目标上。”

在中国古代社会，编辑和编纂工作难以区分，存在着对他人的著述进行编纂却不进行出版的活动，或者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刘杲先生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了独到见解：对于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古代社会，“在选择和加工上，编辑和编撰(编纂)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编辑在选择和加工之外还有传播的要求(积累也是一种传播)。在现代社会，编撰(编纂)活动属于创作活动，编撰(编纂)者属于作者，对编撰(编纂)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编辑活动属于出版活动，编辑者不属于作者，对出版的作品不享有著作权”。这其中，著作权是一个关键词。近代意义的出版涉及作者、编辑者、出版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北洋政府出版法》(1914年)就规定“出版之关系人如下：一、著作人；二、发行人；三、印刷人”。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或事

业法人，而编辑者隶属于出版机构。编辑活动的特点是与作者(著作人)协商，对出版物的底本进行加工，编辑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

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专门的编辑机构，编辑工作成为整个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似乎说明编辑涵盖的范围小，而出版涵盖的范围大；编辑活动不能脱离出版活动，编辑史与出版史也有了重合关系。但是，从学理上讲，“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出版活动。编辑学和出版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

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下，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不断发展，出版活动与编辑活动都发生了变化。出版活动是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印刷出版，还有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音像出版等。编辑活动则涵盖不同形态的媒体产品，探讨其中普遍存在的编辑规律，这是形成普通编辑学的基础。实际上，中国编辑学会所致力于建立的普通编辑学，就是要“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拓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而新闻出版界也提出了融合媒体的编辑问题。此外，出版社实现了转企，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民间的策划编辑机构以及基于网络的自媒体编辑活动，却脱离了传统的复制发行或者说正式出版的形态。这样一来，编辑与出版的概念不仅都扩大了，也出现了更多不能重合的部分。刘杲先生特别关注到“给编辑下定义”的争论，也看到“如果说编辑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的一部分，那编辑学就是出版学的一部分。可是这从横向的和纵向的两个方面都覆盖不了”，因此，对编辑与出版概念的厘定，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以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演变为依据，如今“研究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特别是研究网络传播的编辑活动，已经刻不容缓”，编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但编辑学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21世纪中叶可能是编辑学学科成熟的时候”。

研究编辑史是为了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编辑活动首先和出版活动关系密切，此外，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编辑史也与多种学科史有联系，需要透过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种因素的作用，来发现编辑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刘果先生列举了多种关系：

研究编辑史、出版史“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因为编辑史、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文化的载体，其内容与类型的演变都与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或文化时尚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由于编辑主体具有文化导向，编辑活动也呈现出文化价值取向。

编辑活动侧重文化建构，而出版活动关注商业市场。从中国历史来看，编辑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受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影响，私营的书坊出版有很大发展，但不能与西方的出版规模相比。到了近现代，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因而，“近现代以来市场杠杆对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在进行出版单位转为企业的体制改革。从总体来看，编辑出版体制、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出版市场的变化，是考察编辑和出版活动历史的一条线索。

3　编辑史、出版史和技术发展史

刘杲先生对当今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趋势非常敏感，予以特别关注。由此反过来考察和思考编辑出版活动的发端，可以断定“只是在出现了相应的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时候才有出版”。因此，“出版发展的历史，同时是出版物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从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的重要作用看，可以说没有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出版的发展。当代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直接左右出版业的新发展”。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必须关注从造纸技术、印刷技术到当今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历史，要认识到“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技术进步，对出版物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对出版物的市场竞争以及出版业的发展，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从古代编辑史来看，官方的编辑活动早于书坊主的编辑活动，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编辑活动体现了“文治教化”的理念，也是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和利用，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如此。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会带来编辑活动及出版活动主体的变化，“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流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其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刘杲先生强调“要研究编辑实务、编辑规范和编辑史，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编辑史。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政治制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深知“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是一门冷清的学问”、“写历史要下大工夫”，因而。“对大家的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出于在21世纪中叶建立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的强烈使命感，他从宏观角度对编辑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对编辑史的研究意义也有真知灼见，对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1　史德问题

中国有传统的史德，一方面推崇“秉笔直书”，一方面具有褒贬是非的笔法。有鉴于此，他强调，“写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历史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这就是‘史德’”。但研究者在写史的过程中也会渗透“本人特定的观念和情绪”，这会影响对史料的处理和编排，其中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学问大了”。如何保持一定的尺度呢?“对此要强调客观和理性，尽量不为一时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潮流左右”。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书写是有深刻教训的。

2　研究视野

研究编辑史，既有纵向贯穿的线索，也有横向比较的视野，目的是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在横向联系方面，要从图书编辑学拓展到普通编辑学，不仅要研究图书编辑史，还要研究同属于印刷媒介的期刊史、报业史，并关注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发展动态。从历史时空来说，可以拓展到编辑史、出版史的中外比较研究，比如对若干周边国家的比较以及中西方的比较研究。在纵向方面，可以写通史，如中国出版通史这样的宏大项目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此外，还可以研究断代史，其中“更需要加强对近代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因为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最近，它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研究这一段历史也要开阔视野，不仅要重视商务印书馆，也要重视中华、世界、开明等；不仅要重视生活、读书、新知及三联书店，也要重视苏区、解放区的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还可以作地区史研究、专题史研究。刘杲先生的这些思考写于1999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出版通史》已经出版，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方面也有了多种成果，从而具体展现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开阔视野。

3　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一文，开篇就论述了加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五点好处：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对编辑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还“有助于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可供当前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借鉴”；“有助于提高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质量，有助于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有助于展示从发明纸张印刷到贡献千万典籍的历史画卷，为爱国主义教育增加生动的教材”；与此相联系，刘杲先生曾关心英山毕舁墓碑的发现与考证问题，并建议“把毕墓碑的有关资料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展品展出”，这都涉及普及印刷文化教育的问题。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历代编辑的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数量众多，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曾写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说明中国悠久绵长的编辑出版史对保存典籍、延续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具有重要作用。韩国为其一部用金属活字印制的经书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国内外广泛宣传，声势浩大。中国在普及印刷文化教育方面显然力度不够，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者理应为普及印刷文化教育付出努力。做出贡献。

注释：

[1]刘杲，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杲，刘杲同志在英山毕舁墓碑研讨会上的发言，出版科学，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