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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做个假设:如果梅贻琦先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身为一位大学校长,他将如何管理一所大学?或者换个说法,作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将如何在追求数量的时代里,造就有质量的人?为了解答这个虚拟问题,有必要整理一下梅贻琦先生的教育理念。
他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实用的,同时又是超越实用的。他所定下的清华大学教育方针,可谓简洁之至,即“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与此关联的是,他很看重学校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在他看来,假若学生没有用途,于学校是很大的损失;于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伤,是一件极悲惨的事。(1932年4月29日《校庆增刊》)只要梅校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会是二十一世纪一位交口赞誉的好校长。
不过,梅贻琦先生没有在此止步。1927年,他在赠别即将留美的学生时说:“无论研究哪种学问,考察哪种事业,都要保持科学家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才能对于美国的事物得到允当的了解。”这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总结为:第一,要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虽是说治学态度,实则是要求学生需有对“真”的尊崇、对“善”的信守。这可说是西方教育的传统。即如苏格拉底训练年轻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能力杰出,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否则,苏氏认为,让年轻人能力杰出而不具备尊崇与节制,简直就是向他们灌输有害的东西。
更进一步,在梅先生看来,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是在个人修己,进而与社会相生相育。(1941年第4期《清华学报》)此点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都是相通的。西方大学教育的本源在古希腊的人生哲学,追求“一己之修明”;儒家传统里则说,学问的最大精神,是在“明明德”、“亲民”。一句话,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在“立人”。
了悟教育的终极目的之后,才可以倒推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现代教育体制,原本就是个体倾向与普遍标准之间的一个妥协。批量生产式的教育,较容易忽视个体个性,从而不易深入形态各异的人格、自由和创造力的人性领域。不过,话说回来,教育发展的本身,乃是人类文化日积月累的过程,其中每一项新的增添自有其永恒存在的一面。任何一个神智清楚的人,不会轻易贬低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成就。但现代教育成倍增长的严重病症――工具化、功利化,受困于政治风向和一时浮华,尤其是过去十来年的教育扩张运动,为大学增加了许多感伤的失败记录,和无数困扰心灵的疑问。
可以想象,如果梅贻琦先生乘愿再来,他面临的是比半个多世纪前更为严峻的局面。这个社会里满是内心充斥着各种各样焦虑和不安的人们,对权力与成功的欲望使他们疯狂。如何在大学里教育年轻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向智慧和美德致敬,而不是服务和效忠权力,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这个社会的未来系于教育,而不是GDP。
【原载2011年第4期《看历史》】
题图 / 教育之锢 / 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