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柜”的含义嬗变、理论阐释及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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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出柜”指同性恋者完成自我性身份认同并向他人表达自己性取向的过程。然而，20世纪初以来“出柜”的含义经历了微妙的逆转过程，其指涉对象完成了从同性恋世界向异性恋世界的彻底转变。出柜的理论阐释也从本质主义的阶段论中挣脱出来，建构更具流动性的、非线性的理论体系。出柜的经验研究包括出柜年龄、对象、策略、结果以及父母的反应等，这些研究对西方同性恋理论的本土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同性恋；出柜；身份叙述；阶段论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076-07

一、“橱柜”、“出柜”与身份叙述

“橱柜”（Closet）是一个空间隐喻，是躲在自我世界里、不向他人表明性身份的婉词。对很多西方同性恋者而言，“橱柜”在二战后成为生活的事实。它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类型，只有当同性恋作为一种核心身份的观念存在时才有意义，社会污名与对同性恋的罪化导致了同性恋“橱柜”。该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才用来指同性恋者隐藏与抹除自己的性身份。

“出柜”（coming ou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69年荷兰精神分析学家森格斯（W.Sengers）的著作中，用来指“自我接受”，但该词在学术文本之外的同性恋社群中早已存在。20世纪初以来，“出柜”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20年代的美国，它通常指同性恋者首次进入同性恋世界；而在狭义上，它指某人开始认识到他对同性有性吸引的过程。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同性恋者是被“带出来”，是由他人引导而开始同性恋实践，不是他自己“走出来”（came out）。也就是说，“出柜”最初的含义是指初入同性恋圈子的人被正式介绍，或“走出来”从而进入（“coming out”into）文化同伴群体的仪式。比如，二战前男同性恋者的出柜原本指正式现身于同性恋社群的集体展现活动，如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巴尔的摩以及其他城市经常举行的变装舞会和化装舞会。同性恋者不会说“走出”（coming out of）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同性恋橱柜”，而是“走进”他们所说的“同性恋社群”或“同性恋世界”——这种词汇既不狭隘也不显得孤立，而且没有“橱柜”一词所暗示的隐藏之意。50年代的男同性恋者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出柜”一词，特指他们与同性的第一次性经历。而到了70年代，尽管它仍被用来指一个人的初次同性恋经历，但更经常地指向异性恋朋友和家人宣布其同性恋身份。至此，出柜的主要对象已经完成了从同性恋世界向异性恋世界的转变。

现在，“出柜”通常指公开地向他人自我暴露同性恋身份。更具体地说，“出柜”是指接受自己是同性恋性者并将这种性身份/取向整合到个体生活中的过程。它包含两个维度：自我认同同性恋取向；向他人表达这种性取向。尽管如此，出柜的定义仍未达成共识，研究者在使用它时存在许多细微的差别，诸如：

出柜过程的本质不是自我暴露，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自我接受同性恋特性（gayness）。出柜是“成为同性恋”的过程，在同性恋社区中“实践性地创造自我”引导了这一过程。

出柜是持续终身地学习如何在当下成为同性恋者，并创造作为同性恋者的意义。

出柜是公开声明某人的性身份以减少其生活中偏见带来的消极影响。它包括减少个体内在的消极态度与降低/遏制他人的歧视行为。

“出柜”常被视为个体过程，即接受并公开表明个人的同性恋特性。但它也可以被看作历史进程，即在公共领域中逐渐浮现并阐释同性恋身份。

“出柜”指这样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发生一系列重要事件，个体从对自身的同性恋特性毫无认识到某种程度的敏感化，即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某些不同，再到自我认同他/她的确是同性恋者。

这些关于出柜的定义侧重点有所不同，或强调过程性，或关注目的性，或肯定实践性。同时，同性恋者本人对出柜的理解也有差异，或指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时刻，或指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特性与公开承认该事实之间的这一时段，或指上述两者的结合，以及一个最令人痛苦的时刻：向父母与家人吐露自己的性身份。早期出柜的含义强调社会性的一面，即向他人吐露自己的身份；而现代的含义通常包括社会史学家德埃米利奥（D'Emilio）所说的三个维度：认可同望，随后试图对这些欲望与偏好付诸行动，以及向他人承认性取向；或者分为三种类型，即强调内在过程（“自我认同”）、外在展现（“现身”）以及这两者的结合。

总之，出柜并不是对之前隐藏而现在暴露出来的先天状态或取向的简单表达，它是同性恋者创造自我的一个过程。通过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性恋者认识他们的性偏好并将这种认知整合到他们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中。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历，如同性吸引的觉醒，首次性体验，在同性恋世界现身，自我标签为同性恋者，向朋友、家庭和同事出柜，最终达到性身份的完全公开化、与其他身份和谐共处。

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主要是美国）同性恋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种关于身份认同的宏大叙事，分别为沉默叙事、抗争与成功叙事和解放叙事。沉默叙事主要是“石墙骚乱”以前的60年代，这种沉默主要由于医学、司法与宗教等因素导致。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同性恋组织如“玛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与“比利提斯之女”（Daughters of Bilitis），利用出柜叙事来引导同性恋身份的自我接受。1969年的“石墙骚乱”是美国同性恋历史传统叙述与现代同性恋运动的分水岭，这之后的七八十年代以抗争与成功叙事为主，同性恋权利运动以公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作为政治组织和身份的参照模式，与此伴随的还有艾滋病恐慌。后石墙时代的同性恋组织视同性恋身份为重要的社会和个人身份组成，而出柜叙事在同性恋身份和社区中具有核心地位。出柜叙事成为一种通过仪式，成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核心，出柜第一次与橱柜的隐喻确立关系，它谴责制造这个橱柜的有恐同症倾向的主流文化，也谴责躲在橱柜里甘受压制的同性恋个体。八九十年代的解放叙事要求公开出柜以确保个体和同性恋共同体的安全与持存，因此曾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出柜！出柜！无论你身处何方。”

二、出柜理论：阶段论及其他

丹克（B.Dank）第一个提出同性恋“出柜”的阶段理论，他发现在第一次同性恋行为和自我定义为同性恋者之间有6年的时间差。他提出身份认同阶段论，包括对同性恋刻板印象的重新定义、与同性恋社群的身份认同、自我接受以及公开化。之后，科尔曼（E.Coleman）提出身份认同的5个发展阶段：（1）前出柜，个体知悉自己（与异性恋）的不同之处，但尚未意识到自己对同性的感受。（2）出柜，个体承认自己有同性恋感觉，虽然对性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3）探索，在这一阶段，他们体验着新认同的性身份，该阶段个体的任务包括培养与相同性取向者的人际交往能力、增添个人魅力。然而，懂得本身并不能确保建立良好的自尊。（4）首要关系，个体学习同性关系技能。（5）身份整合，将“我”和“私我”结合建立一个整合的同性恋身份。在早期的阶段论中。性学家们发现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过程包括大量的认知、行为和情感的维度，在这些不同维度的基础上，凯斯（V.Cass）整合出最重要的6个阶段，即身份困惑、身份比较、身份容忍、身份接受、身份骄傲和身份综合。凯斯持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体之间确实存在本质性的一致性，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她看来，“同性恋者的身份在他们的个人世界中是作为一种心理性的实体被经历的”。此外，理查德·丘登（Richard Troiden）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同性恋身份形成的四阶段模型，即敏感化：始于青春期之前，个体有同性恋感觉或经历但没有理解自我认同的含义。身份困惑：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个体认识到他/她可能是同性恋者。身份假设：个体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出柜，它一般先是发生在同性恋社区里，随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异性恋社区“出柜”。投入：个体采纳同性恋生活方式。丘登的模型较为简洁，作为阶段论的典型而更多地被引用。表1列出了不同阶段论包含的不同内容。

阶段论模型中各阶段的递进与发展受个体的自我感知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张力所促动。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个体是理性的、遵从性的社会存在，当认识到非遵从性带来的紧张时。会产生一种重新调整其观念、态度与行为的企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阶段论模型中，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在经历这些阶段时都有相同的顺序或速度。接受新身份的进度和程度会有差别，同时伴随着公开或自我封闭的交替时期。而且，出柜导致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接受自我的身份是一回事，向他人宣布真实身份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一些自我认同良好的同性恋者而言，出柜并不是他们的目标，甚至对那些政治意识非常强烈和对污名管理非常成功的同性恋者，自我表露性身份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

阶段论模型将出柜视为一连串的心理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其阶段和步骤大致包括：（1）自我定义为同性恋者；（2）容忍并接受自我定义的身份；（3）与其他同性恋者的频繁接触；（4）性体验；（5）探索同性恋亚文化。这个过程也可以表述如下：首先个体开始有意识地对同性发生兴趣并表达对同性的情感与身体吸引：接着是体验社会环境对这种同欲的反应；最后重构个体身份并调整与他人的关系，也即“公我”与“私我”身份之间的调适。在阶段论的发展范式中，研究者记录同性恋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生命意义事件的先后顺序和特征，并探讨个体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及在不同事件之间的心理变化。整个过程有一个开始的点和结束的点，通过一系列中间的、有序列的步骤相联系，最后阶段成为整个过程的目标，在达成这一阶段之前的一切活动都被假定为直接面向这个目标，发展过程是线性和单向性的。在这种理论中，出柜成为一个发现的过程，个体摆脱错误的异性恋身份从而开始正确地认同和接受他/她的真正性本质，即同性恋。阶段论思想在同性恋身份认同研究之初尤为盛行。

阶段论模型自提出以来就不断地遭致批评，比较典型的也是批评较多的通常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由环境、种族/民族、性别、社会阶层以及其他特征产生的巨大差异最小化。这些阶段论模型通常是根据对白人男同性恋者的研究后提出的，然后将结论过度概化到所有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等性少数族群。第二，模型只有一个结果，即一种超越一切情境的固定的、统一的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身份。第三，低估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而过于强调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第四，不承认或没有充分承认污名管理与身份公开是一个从未被完全解决的、伴随终身的过程。第五，忽略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些模型通常是根据小样本得出的，并且大多数都是线性模型。第六，这种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成人回顾性的自我报告。个体生命历程的经验和当下的认知会潜意识地产生选择性记忆，使得个人的叙述往往带有建构色彩，从而产生完整连贯、条例清晰的生命故事。

近些年来，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出柜的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使理论阐释更具多元化。如吉田（Yoshida）提出身份认同的动态摆钟模型，认为个体在受到严重创伤后的身份重建过程中，身份观念的形成像摆钟一样来回摆动。而Travls Kong受后结构主义身份观的影响提出“权力-抵制”范式，指出身份由主体化的双重进程构成，即分散的统治权力在各种不同层次（系统的、社区的和个体的）的治理艺术下既自我生成又被生成，权力通过规训、控制、管理和监督得以彰显、生产、协商以及抵制。此外，一些理论阐释如符号互动论、生态学理论、生命历程理论等不再将身份形成视为固定的、线性的、以出柜为最终导向和目标，而是一种流动的、多因素作用的、非目的性的和持续终身的过程。

三、出柜的经验研究

出柜需要在具体的社会与历史情景中加以理解，尽管出柜是很个人化的行为，但它却充满文化意涵，在其中、情感、政治和道德等因素都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出柜的决定与进程。出柜的经验研究通常包括这样几方面：出柜的年龄、对象、策略、结果以及父母的反应等。

第一，出柜的年龄。男女同性恋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双性恋者之间在出柜的年龄上都存在差别。由于男异性恋者的定义更为严格，它比女异性恋者更为排斥同性亲密关系，因此，男同性恋者出柜的年龄比女同性恋者更早也更为迅速。北美社会中的许多男同性恋者在第一次意识到同性吸引到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之间有6年的时间差。双性恋者出柜比同性恋者要晚。出柜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美国同性恋者出柜的平均年龄比30年前的同龄群体要低。这与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同性恋本身社区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一项对旧金山海湾地区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见表2），首次同性恋经历与出柜之间存在时间上的落差。二战前出生的男同性恋者出柜的平均年龄是31.5岁，这个平均值比后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出生的同性恋者要明显高出很多。后婴儿潮一代在读完高中之后不久便出柜，那些未能上大学的通常会更早一些。一个普遍的趋势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平均出柜年龄更早。

此外，艾滋病的出现对同性恋者的行为与态度有很大影响。在艾滋病出现以前，家庭出柜通常发生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同性恋生活之后；在后艾滋病时代，同性恋者出柜的年龄普遍较早，家庭出柜通常发生在或进入同性恋社会圈之前。

第二，出柜的对象。可以说，出柜的第一个对象是同性恋者本人。通常出柜的对象先后是自我（约15-16岁）、他人（约17岁），最后才是父母（约18-23岁）。同性恋者更倾向于向母亲出柜而不是父亲，而且向母亲出柜时更多地采取直接的方式，向父母出柜的同性恋者自信度较高。在出柜过程中性别差异明显，如果父母较年轻并关系保持良好，那么女同性恋者更有可能向家庭出柜。

同性恋者向姐妹出柜的种族差异较大，华裔、日裔和韩裔美国人出柜时更倾向于先向姐妹而不是父母，而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则认为姐妹的支持率仅为母亲的30%。此外，家庭代际间的交流对出柜有重要作用。Chi-yan Wong和So-kum Tang对香港男同性恋者的出柜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通常先向同性恋朋友暴露性取向，接下去分别是异性恋朋友、兄弟姐妹、父母和同事。中国男同性恋者经历的重要出柜阶段比西方国家晚5年左右，西方同性恋者向父母出柜的原因是为了减轻欺骗和守密带来的压力以及试图改善与父母的关系，而中国同性恋者向父母出柜可能会是又一个压力来源，并且恶化与父母的关系。

第三，父母的反应。父母作为重要他人在同性恋身份认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出柜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深受家庭与社会价值规范的影响。父母的反应也与同性恋子女出柜的年龄有关。母亲（46%）比父亲（28%）更容易接受同性恋子女的出柜。许多人终身不向父母出柜，因为害怕这种身份暴露会对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产生消极影响。一个接纳性的家庭是出柜过程中的积极因素，父母可以被视为是类似于同伴群体、教会团体和异性恋者等一般性的类别，它决定个体是伪装成异性恋者还是出柜。

由于父母的反应大多是消极的，出柜被视为一场家庭危机，因此，不少对家庭出柜的研究都是从心理辅导的角度进行。父母对子女出柜的消极反应包括拒绝、责备、惧怕、悲伤和自责等。性别反串（如女性化的男孩与阳刚气的女孩）尤为容易遭致父母与同辈群体的反对。父母的反应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父母将同性恋的否定性观念运用到子女身上，出柜使父母的主体性认知产生了变化，使自己的子女突然间变成了陌生人；另一方面由于对同性恋的偏见，父母以为是他们导致子女“变成”了同性恋者，因而认为他们对子女的这种新的、外来的身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些研究采用家庭系统的视角研究父母对同性恋子女出柜的反应，以辨别出一些特定的类型。如迪瓦恩（J.DeVine）将家庭出柜看作是家庭系统（主要是父母）经历一系列意识觉醒与接受子女的同性恋特性的过程：（1）潜意识察觉，由于同性恋子女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使他们的性身份在家庭中受到怀疑。（2）冲击，实际发现或出柜，导致家庭危机。（3）调适，同性恋子女被要求改变性取向或对同性恋身份保守秘密，以保持家庭的体面。（4）整合，赋予同性恋子女新的角色，以新的方式对待子女的同性恋身份。在同性恋子女的出柜过程中，家庭可能滞留在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不一定达到最后的阶段。家庭系统对同性恋子女出柜的反应受到三个因素影响，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感或亲密度；管理家庭成员行为的规范结构或规则以及家庭主题，即表明家庭在社区中的自身定位以及它所认同的价值观与行为。迪瓦恩亦指出三种与家庭出柜产生严重冲突的原因：（1）“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家庭体面”，将拒绝与严格审查家庭中的同性恋成员作为避免在社区中失去地位的方式；（2）“家庭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替代性的或非熟悉的价值理念缺乏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并认为家庭越轨成员是一个需要被“搞定”的“问题”：（3）“遵循宗教训诫”，如果家庭的宗教观念否定同性恋，那么也意味着它拒绝同性恋家庭成员。

尽管不少研究者相信同性恋子女与父母之间积极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良好预兆，但是许多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出柜”的反应是难以预期的，出柜过程并没有规则可言。母亲与同性恋子女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与父母的角色扮演有关：父亲的角色通常更为工具性（强调纪律、提供收入、指导子女职业规划等），而母亲的角色更为表意（照顾、疏导情感、社交与精神发展等）。父母双方对同性恋子女出柜的不同反应有两种假说，“进化论的双亲性别假说”（Evolutionary Parental Gender Hypothesis）认为生物学上的母亲比父亲会经历更多的痛苦并施加更多的压力在她们的同性恋儿子身上以改变其性取向。这一假说基于不同性别之间的两个重要的不对称现象。第一种不对称的产生是由于两性采取的不同生殖成功策略以增加其总体性适应。男性通过获得更多的授精机会而不断增加他们成功生殖的机会；相比之下，女性主要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在她能够生产的数量有限的子女的监护权或者生殖潜力上。第二种不对称是由于两性对其子女的父母身份确定程度不同造成的。女性可以百分之百地保证其所生的子女是她自己的，而男性则不一定。这两种不对称都会增加母亲对出柜子女的投入而导致父亲对子女投入的减少。而“文化的父母性别假说”（Cultural Parental Gender Hypothesis）则认为父亲会比母亲经历更多的痛苦并会对他们的儿子施加更多的压力以改变其性取向。该假说从社会文化规范出发，认为男性对男子气概形象的要求比女性对女子气质的要求更为迫切，男同性恋者违犯文化性别角色要比女同性恋者严重得多。正如很多研究表明的，父亲通常比母亲对同性恋儿子的出柜反应更为消极。这两种不同的假说分别解释了父母对同性恋子女不同反应的生物学和文化原因。

第四，出柜的策略。出柜的决定通常受到同性恋者对父母关于同性恋态度的感知的影响，许多同性恋者为了使损害与风险最小化，在出柜前需要作精心准备，并不断进行试探。同时，一些父母在儿子出柜之后也经历了他们自己的“出柜”和/或“入柜”的过程。父母对同性恋儿子性取向的偏见通常包括几个方面，如“传统定见”：同性恋特性是会随着他的成长而消失的属性；“社会学习定见”：同性恋行为是从朋友中习得的：“孝道定见”：无论是否是同性恋者。必须一律结婚以尽对家庭与父母的义务；以及“宗教定见”等。男同性恋者相应地通常采用的四种策略：向家里隐瞒、出柜风险管理、试探与教育父母、迂回式出柜。

第五，出柜的结果。出柜的过程及结果涉及同性恋本人的身份认同状况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诸多因素。对很多同性恋者而言，出柜具有心理治疗性，它能增强自尊，舒缓孤独；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因为对他人隐藏真实性身份可能使人际关系的沟通与维持变得困难；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避免“被结婚”的社会压力；它又是预防性的，出柜是诚实的标志；最后，它又是政治的，可以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成见并为自己确立角色模型。此外，向父母出柜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影响有不同结论。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敌意对同性恋伴侣关系没有不良影响，他们通过保持强烈的独立性、强化代际边界来保护伴侣之间的情感。尽管父母最初都反对子女的同性恋关系与生活方式，但是大多数同性恋者认为向父母出柜有诸多好处。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出柜并不必然能提高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程度，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出柜研究的启示

第一，尽管“出柜”一词经常与同性恋者相联系，但它不是同性恋者的专有名词。一些无法从外部特征看出其生理缺陷的人群（如失聪者、自闭症患者等）也用“出柜”的说法，甚至明显具有外部特征的——如肥胖症者——也会用这个词。尽管肥胖状况是可见的，然而一个肥胖妇女也会经历如出柜一样的过程，称呼自己为“肥胖者”如同称呼自己是同性恋者一样需要一个逐渐认同和接受的过程，认识到它是非可协商的自我，不是可以通过减肥而改变的临时状态。肥胖者的出柜意味着肯定一种污名化的和高度可见的个人特征，意味着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原有的叙事，意味着在身体尺度可见的情况下肯定肥胖是一种中性的或积极的特征，这体现了文化、身体和社会行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同性恋运动参照黑人权利运动，而肥胖者权利运动则借鉴同性恋群体的出柜叙述，酷儿与肥胖者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促进了出柜话语的移植，同性恋解放的修辞通过“酷儿肥胖活动家”已经交织在肥胖者权利运动的历史中。酷儿理论家批判与自我认同的社会建构性质，他们是最早通过酷儿视角来正确看待肥胖现象的人之一。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同性恋出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十八九世纪早期确立了各种地下聚会的场所，二战后巨大的社会变迁促进了保守性的同性恋权利组织的形成，以及后石墙时代则培育了“出柜时代”并使性政治化。在美国，70年代早期，同性恋活动家将出柜作为获得政治权力与提升自我尊重的策略，这被称为“哈维·米尔克哲学”。在西方社会中，出柜在抵制异性恋主义、建立同性恋运动的过程中是一种重要但又有一定局限性的战术。因此，出柜的话语与策略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在西方社会中甚至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从同性恋话语的演变过程来看，出柜本身也具有建构色彩，甚至是一种话语策略。

第三，对中国同性恋者的启示。在西方，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出柜的理论阐释通常结合在一起，因为出柜往往是身份认同的最后阶段，出柜甚至意味着主体终止对自我性身份的追寻，但这种情况在我国有所不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同性恋研究相对西方而言显得较为匮乏。如果将出柜分为社会出柜与家庭出柜。那么后者对中国同性恋者尤为重要。在儒家伦理、关系取向、孝道、家庭反哺养老模式等诸多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制约下，中国同性恋者往往对家庭出柜疲于应对而苦不堪言，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策略，或与其他同性恋者结成名义上合法的夫妻（形式婚姻），或隐瞒性取向与异性恋者结婚。以此应对父母与家族对子女婚姻与延续家族香火的期待。同性恋者的出柜是很复杂的问题，并且个体差异性很大，西方社会中以个体主义为文化背景的出柜理念在移植到中国的本土情境中需要谨慎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