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俄罗斯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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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初，俄罗斯非营利组织迎来快速发展时期，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俄学界对其发展状况展开了探讨，对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激励机制以及评价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以期进一步规范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
关键词：俄罗斯；非营利组织；公共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G15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3-0050-03
21世纪初期，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社会问题凸显，俄政府希望调动非政府组织和非商业组织（统称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满意度。2001年6月，普京会见非政府组织和非商业组织的代表，鼓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建立一个“公民组织议院”。2001年俄罗斯登记注册非营利组织达2万个，截至2002年1月1日，俄罗斯共有589228个在册非营利组织。尽管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规模较大，但是其实践效果却很有限。基于此，俄学术界对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对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反思。本文着重阐释俄学界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非营利组织实践效果的反思。
一、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
21世纪初的俄罗斯不仅在公众意识中，而且在社会精英的头脑中价值观都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社会文化空间。此时的公共文化服务该如何发挥自身的效应、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俄学界普遍认为，不仅要思考如何振兴文化和艺术的创作问题，更要思考怎样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
亚伯拉罕·莫尔在《文化的社会动态》中提出文化是“社会领域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一直贯穿于“文化传播”的整个周期，从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到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体现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阶段：一是文化产品的创作（出版社、画廊等）和大众传播（拷贝、复制等）阶段；二是文化产品被消费阶段，这一阶段带有经济属性，是对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反作用阶段。大多数俄学者认为：文化艺术产品属于一种复合体，既对个人有利，也对社会有利。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不应只停留在提供服务这个阶段，还应考量服务的效果，也就是对服务的反作用阶段，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服务过程。
21世纪初期，俄罗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消费市场。要知道，这要比那些商业组织的消费市场复杂得多，因为商业组织寻求的是消费者的钱，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更多是寻求消费者的内心世界。他们认为有效的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一部分来自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但更多的是产品或服务对其内心世界的触动。这里不仅涉及传统的（古典芭蕾舞剧），也涉及“另类”的文化项目（摇滚乐队、美术展览、私人电台等），凡能触动消费者内心世界的都应是有效的。
要知道，消费者对非商业服务是可以选择的。对其选择结果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积极的回应，一是消极的回应。如在商业医疗和非商业医疗方面，或教育服务机构之间进行选择，消费者会考虑其使用价值，以及自身的消费能力。因为非商业服务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还要消耗体力（排队等候）、时间等，这些是消费者所要接受的。同样一种服务，有非营利和商业两种，那么消费者要对服务的效应进行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拒绝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如果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活动得不到认可，也就无法产生预期的社会效应，即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要让俄罗斯所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明白这一点，必须对它们的实践加以引导。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杂志正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对一切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进行规范，提供指导。
二、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激励机制
21世纪初的俄罗斯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多在积极探索和改善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奖励机制，为从业人员创造工作条件，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希望通过完善公共激励机制，改善教育和实践培训等措施来交换认识，解决问题。
（一）建立传统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
应该说，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实践是有益于社会的，但却由于组织内部从业人员收益分配的特殊性而受到限制。首先，评价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实践目标，不应只去考虑它们所得到的薪酬。将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进行比较，非营利组织的优势体现在极低的劳动报酬。2005-2006年，俄罗斯学者E.II，舍科娃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6家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圣彼得堡博物馆等）的70位从业人员进行了针对从业人员核心价值观的调查，得出了选择这项工作的原因：80%的受访者认为这项工作有趣；50%的受访者认为有大量的空闲时间；30%的人为了社会福利；10%受访者为了工资。这一结果表明，非物质刺激（自我实现的机会、社会的高威信、大量的空闲时间）有明显优势，而物质刺激（工资、社会福利）的表现一般。
同时，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50%的受访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对工作更为满意（经常参加培训、会议、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并去全国各地及国外旅游）。40%的受访者认为，之前他们的工作享有更好的社会保障（获得更多的教育、优惠贷款、医疗保险、治疗等社会优惠待遇）。5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日程安排已经不那么自由，当然这与日程安排数量的减少有关。上述博物馆从业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平均指数为1.8（以5为最高满意指数计算）。低指数表明了影响从业人员工作不利因素的存在，因此在被研究组织中存在着劳动态度恶化的趋势。82%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条件恶化，无法提高技能，对自己组织发展的前景缺乏认识。超过2/3的受访者强调，工作时间安排不合理，以及工资低。这种低工资不能起到激励的效果。
显然，对于公共文化组织的管理应寻找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既能鼓励各部门去吸引资金和项目，同时还要确保员工的收入。当然，一味强调采取各种方式吸引资金，而忽略非营利组织的实践目的也是不对的。
（二）建立志愿者的激励机制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全职员工，俄罗斯非营利组织还积极吸引志愿者来参与工作。志愿者的工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资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博物馆开始出现志愿者。当时，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工作的志愿者每天有18人。俄罗斯虽然不遗余力地吸收志愿者，但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在俄罗斯博物馆的志愿者不超过20人，而在美国的博物馆志愿者可达到200人。俄罗斯民意基金会2001年6月对15000名城乡居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5%的居民认为公共组织是积极的，73%的居民不愿为任何公共组织工作，15%的人愿意为公共组织工作，80%～90%的人不愿意参加任何志愿性组织。
志愿者活动历史最悠久的是美国。在19世纪，义工运动已经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有45，9%的美国居民每周平均参与公益活动4小时，文化领域志愿者的数量占参与公益活动人数的4.1%。美国志愿者包括各种层面的居民，凡是想为社会做有益事情的公民都可以参与，这在美国被称做公民参与治理的一种民主表现形式。
俄罗斯志愿服务发展水平比美国要低很多。然而，任何劳动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激励机制基础上的。在缺乏物质激励的情况下，如何激励俄罗斯志愿者服务？俄学者在研究了美国的志愿服务问题后，找到了一些非物质的激励方法：（1）为志愿者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教育、培训条件，更新知识和技能。（2）为志愿者提供信息服务，如图书馆、研究开发或新技术方面的信息。（3）为志愿者提供优惠服务，如提供文化活动的优先参与机会。俄学者认为，应在区分个体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志愿服务内容。应该明确的是，义工（志愿者）是一种劳动关系的制度，是在非物质刺激机制和服务社会的有益目的基础上建立的。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体制
21世纪初，俄学界广泛关注如何评价俄罗斯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效问题。投资者的实际目的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能否最大限度地结合，成为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成效应在兼顾投资者和社会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量，并应强调其社会评价的权重，一改从前谁投资谁评价的评价体制。
通常情况下，非营利组织的评估都有自己的标准。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活动的投资者对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进行评价是符合逻辑的。然而，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投资者主要是国家权力机构以及分配预算资金的机构。如果按照上述原则，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就显得不足。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专业地、综合地、有针对性地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评价是对社会有益的。他们强调指出：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它的社会效应，其重要性等同于商业实体的利润。
俄学者举例指出：引进外国劳务人员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做了重大贡献，但这些劳务人员的非法滞留又对俄罗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也是吸引外国劳务人员的负面效应，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他们认为，正是基于活动的投资者对非营利组织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才使得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不得不去遵循投资者的意愿，而无法致力于满足社会的真正需求。这样，其活动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样的论断是不准确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学者对非营利组织实践活动评价问题的探索。
俄学者认为，在社会效应指标基础上对非营利组织实践的客观评价，只能来自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的非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只有非政府机构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评价才是最客观的。之前提到的公共组织议院，就是这样一种非政府机构。然而，自其成立后社会各界对这一机构的实际目的产生过怀疑，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应该说，非营利组织所采用的理念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应，要取决于对其实践的社会影响的评价。那么，怎样评价其社会效应呢？首先，必须明确非营利组织的实践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如，医疗机构的实践表现为降低了患者的发病率，大学表现为获得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有所增加，公安部门表现为犯罪活动的减少。其次，需要借助一些指标来体现，即非营利组织实践对社会需求的满足能力。
总之，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对俄罗斯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反思，能否带动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扩大其社会效应，有赖于对上述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