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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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听见嚓嚓嚓的声响，然后一束光线射过来。从黑色的隧道口钻出一个人，透体黑色，只有眼里剩下些许的白。当然如果他开口说话，你还会看见他白的牙。那些氟斑牙在漆黑的脸的映衬下居然显得很白。

从隧道口钻出来的首先是头，之后是身子，再往后，一车煤也跟着出来了。那其实不是车，俗称“船子”。船子由木头做成，样式像普通的木船，底部没有轮子，下面两边凸出来的两条棱承担滑行的任务。棱上钉有两条很厚的铁片，以减少磨损。

老家地处高寒山区，在那些连亘的山峦和沟壑之下，埋着现代工业最重要的能源之一：煤。老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尤其是男人，基本上都与煤炭、煤窑有过最亲密的接触。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跟着父亲进煤窑。

在老家，每几户人家就会共有一口煤窑，有的甚至一户人家就有一口。我们家煤窑里的煤脆性，黑亮，容易接火。可是煤窑太矮，隧道高处不过三尺，低处不到两尺。一米七几的父亲在里面挖煤，只好坐在地上，还要偏着头，防止碰在顶棚的岩石上。煤炭挖下来，要运出去还得花大功夫，隧道矮，父亲有力不能使，我这样的孩子就派上了用场。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通道是黑暗的，唯一的光亮是父亲手里的煤油灯发出的，昏黄，我们在昏黄的灯光下一步一步朝前挪。如果一不小心摔倒，煤油灯坠地，熄灭，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一颗心跌进无边的黑暗。走出窑门，看见天空，哪怕正下着雨或雪，灰白一片，心情也会好起来。每一次从煤窑里出来，我都会看见父亲挺直腰杆，长嘘一口气。

十四岁那年，我辍学回家，在老家的矿山上跟十二岁的妹妹一起背煤。矿山离家七八里，在一个山谷里，离公路有一公里左右。我们背着煤炭爬坡下坎，一过秤，我背了一百一十多斤，妹妹背了八十多斤。妹妹见我背的比她的多，不服气，第二次就加了重量。我见她加了，我也加。第一天我们背得腰酸背疼两腿发麻，回家坐在凳子上，感觉双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不过心里很高兴，我挣了一块八，妹妹挣了一块三。

后来，我辗转给几个窑主背煤。天一亮，我吃过早饭就去矿上，天黑回家。挣到的钱，大部分给母亲到街上买粮食。有一次，我帮一个窑主背一堆煤，该得三块三角钱。问他要，他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怎样？我不敢跟他动粗，只好不要了。我于是进煤窑挖煤。

我们一起的四个人，最大的不超过十六岁。很多煤窑拉煤用两轮人力车，我们没钱买车，就用船子。两人挖，两人拉，轮换着来，赚的钱平分。只用工具去挖，弄不到多少煤，要放炮炸。那时的雷管和炸药还没管制，随便就可以到大老板那里拿。放炮之前先要用钢钎钻炮眼，煤炭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因此钻炮眼很容易。把导火索插在雷管的一头，把雷管埋进炸药的一头，再把它们放进炮眼，然后往里塞散碎的炸药和煤炭粉末，把炮眼筑紧。这一道工序很危险，曾经有人在筑炮眼的时候用力过度，以至当场引爆雷管丢了性命。我是连点炮也不敢的，要跑出老远。他们不怕，为了节约导火索，他们常常把导火索剪到不能再短。用烟火点燃，迅速跑到拐弯的角落，其间只花几秒钟。因为炸飞的煤炭不会拐弯，所以没出过事。

那段时间我们住在煤矿上的窝棚里。那个山谷叫煤炭沟，煤窑星星点点，到处都是，洞口旁边，都会有几个窝棚，窝棚里的矿工一律黑色，额下嵌一双如豆的眼睛。我们在下午五点后下班，因为劳累过度，大家吃东西都很厉害，一大碗肥肉，一会儿就见底了。两斤一捆的面条，我可以吃完大半捆，有的能吃一捆。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来不及洗脸，我们对吃迫不及待，似乎要通过吃来弥补一些失去的东西。吃完之后便是赌博。整个矿山的黄昏和夜晚都笼罩在赌博的气氛里，有的人今天赢了，明天又输了。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结果输个精光。而赢了钱的，再没心思干活，忙着挥霍手里的钱。

意外还是发生了。我们拉着煤从煤窑出来，再一次进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煤油灯熄灭了，挖煤的一个同伴被上面掉下的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压着，而与他干活的另一个因为去岔洞解手躲过了一劫。我们把石头撬开，把他弄了出来。那个同伴救活了，可是也残废了。我心存畏惧，于是重新改行背煤炭。

而丧身于煤窑的人每年都在递加。村子就几百号人，死于矿难或因此而受残的，先后已有十多人。有一家兄弟五个，三个死于矿难，一个被窑顶的石头砸成终身残废，剩一个远走他乡。四五十岁的男人们仍然在煤矿里干活，他们已经不能后退，到外面找一份工作不可能了，而在煤矿里干，一个月可以挣两三千块。对那些煤窑，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矿里没有瓦斯；隧道四通八达，里面不缺氧；隧道是平挖进去的，也不存在泄水事件，因此，唯一的灾难是冒顶。可是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了，他们的眼睛能够发现煤窑顶棚上每一道裂开的缝隙，他们的耳朵能够听到来自头顶的岩石断裂的最初的声音。偶尔的事故或灾难，在于他们的一时疏忽。

年轻人呢？在老家煤矿里干活的已经很少了，在春节后某天的清晨离开，踏上茫茫的打工之旅，直到腊月的时候，才候鸟一样回来。

六月，有几个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他们穿着西装皮鞋，提着大皮箱，神情悲切。在他们的皮箱里，装着一个匣子。匣子里，装着一个同伴的骨灰。他们说，同伴死于煤矿的瓦斯爆炸。亲人们痛哭，哭得昏天黑地。乡邻们有条不紊地帮忙办理后事，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棺材买来了，猪圈里的半大的肥猪杀了，做道场的法师请来了，幡悬起来了，墓地看好了。鞭炮声稀稀落落，最后被群山吞没。“同样是跟那些黑色的家伙打交道，你们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呢？”我问他们，他们的眼里现出迷茫之色，他们说不知道。丧事一完，他们又离开了老家，从村子到县城，从县城到火车站，再辗转到太原。到太原，他们没有停下，而是匆匆爬上另一趟车，把他们拉到我所不知道的煤矿。这条路我没有走过，可是我已经烂熟于心。

煤是老家人谋生的主要方式，他们已经习惯在黑色的世界里生活，在黑色的世界里流淌汗水和血。那些小煤窑，在他们心里，已经成为他们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要他们舍弃，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