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资规模能替代货币供应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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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年初央行在2011年工作会议上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后，“社会融资规模”这个词立刻引起媒体的关注。有媒体认为央行将取消，或淡化对M2的监测，转而关注社会融资规模，也有媒体认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调控监测范围，将扩大至基础货币及银行信贷之外的股市、债市等其他融资领域。而在1月18口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政府再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社会融资规模能成为货币政策监测的对象吗?它和M2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社会融资规模
与M2是什么?
通常说的M2是指广义货币供应量，其计算公式是：流通中现金(M0)+活期存款=M1，M1+定期存款=M2。也可以换个角度，将M2简单地看成由现金、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和派生存款共同构成。如果假设流通中的现金数量相对稳定，M2的增长取决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速度和金融系统派生存款的能力。从金融统计的角度看，它是个存量概念。比如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72.58万亿元，这个量是自发行人民币以来累计产生的货币供应量。
社会融资规模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其名称，它至少应该包括：每年新增的贷款，信托融资、各类直接融资(股票、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PE、境外投资、民间融资等，其更多地是流量的概念。
社会融资规模
能被准确统计吗?
通过对上述两个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M2作为代表的货币供应量是可以准确统计的。因为无论是现金投放，还是存款统计，国内现有的制度体系都可以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由于人民币是唯一的法定货币，在国内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其持有货币的形式要么是现金，要么是银行存款。现金的发行是由人民银行负责的，每年的现金发行量，全社会累计的现金流通量都是有统计的。而全部的存款都会体现在各商业银行的统计报表中。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可以通过人民银行组织的金融统计得到准确的数据。
而社会融资规模则是一个不可能被准确统计的数据。以PE为例，PE是“private equity”的缩写，一般的中文翻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因为是“私募”，所以无论是募资者，还是投资者，都没有向社会公开、或披露的义务。也同样因为是“私募”，具体的投资活动是极其分散的，其形式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建立起权威的、全面的统计制度，在我国也是如此。PE虽然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它到底对应什么样的投资活动，哪些投资行为属于PE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毫无疑问，像凯雷、DIG，红杉资本这些著名机构的投资活动属于PE，但为数更众的民间投资其实也符合PE的特征。再加上民间的投资活动中，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常常并不清晰，很多投资活动同时具有双重特征，也使PE的界定更为困难。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PE概念及其界定，所以也就没有PE的统计口径和统计制度，就更没有被普遍认可的PE统计数据。虽然目前有很多机构、学者都在研究此问题，但彼此间的估计值存在以千亿计的误差。
作为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中间目标，必须具备可测性、相关性、可控性等特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问题，它就只是一个既不可测，更不可控的目标，让其承担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功能，又怎么可能呢?
控制通胀的关键是什么?
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从抑制通货膨胀的角度看，由于货币超额发行是引起通胀的根本原因，所以抑制通胀就须控制货币发行。
现代银行制度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通过派生存款增加货币供应：当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进入银行体系后，银行就获得了发放贷款的能力。银行放贷后，借款人又会在银行中形成新的存款，银行进一步获得了放贷的资金，如此反复，央行极少量的基础货币发行，在商业银行贷款，存款一再贷款一再存款的反复中，就会形成巨额货币供应。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多元化，银行创造新的货币供应的方式还包括银行直接购买国债、购买企业债券、参与企业发行股票等行为。由此可见，由于银行体系功能日益强大和金融创新高度发达，在影响货币发行的各种因素中，除了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外，银行能派生存款的各类资金运用方式已经成为创造货币的关键因素。
当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时，由于监管要求和银行盈利冲动，银行最愿意开展的业务仍然是发放贷款，控制贷款仍是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的根本手段。而至于其它的融资方式，像普通投资者用自己的存款购买股票或债券，只是把个人的存款变成了企业的存款或政府的存款，并不会像银行那样能派生出新的存款，也不会增加货币供应。所以在直接融资非常发达，手段非常多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供应量并无必然、直接的联系。
从控制通胀的角度看，在长期内，货币供应量是决定通胀的唯一因素，对其的长期观测是不可能被放弃的。而对货币供应量变化有重要影响的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规模仍将被密切关注。尤其是在我国，直接融资尚不发达，银行体系过于强大，贷款投放仍是控制货币发行的核心指标。
不过在短期经济运行中，关注社会总融资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货币投放的增长，也不可能取代货币供应量，但总融资的增长将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如果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货币投放而仅仅控制贷款投放，多种方式的社会融资将弥补贷款投放减少产生的融资缺口，使总需求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或仍然快速增长，这在短期里将使物价水平上升继续获得动力。尤其是在货币已经超发的情况下，由于融资方式的变化，有可能改变货币运行的结构，使过去集中于某一领域(比如房地产)的货币游离出来。这时，一部分过去沉淀、隐藏的货币就可能被激活，进而形成新的总需求，从而引起价格波动，此时关注社会融资规模就有宏观意义了。
像目前，虽然外部经济环境仍然不景气，但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10.3％的增长。这就使国内外的研究者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和控制总需求增长都是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社会融资规模可以作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监测目标
虽然社会融资规模在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上没有那么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区域经济监测上却是有用的。比如北京，早在2007年，全市非金融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包括初次融资和再融资)、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可统计的直接融资就已经大于银行贷款了。近几年，北京地区的企业以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各类债务工具、吸引境内外投资等方式募集的资金更是快速增长。根据民间机构清科集团的统计，北京PE投资已经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0年，北京地区非金融企业以各种方式进行的直接融资已超过8900亿元，而同期的银行贷款仅为5400多亿元。在北京区域融资能力的监测中，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比信贷投放更有意义的指标。而通过融资总量推演的全市经济增长速度，其实也比根据贷款增长推演的结果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