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出土春秋战国编钟的音乐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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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音乐史上编钟是先秦时期一种十分重要的乐器。它带给我们的除音乐自身信息外还具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研究，探究山西音乐艺术地域特色形成的缘由及其对当今山西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考古；春秋战国；山西编钟；音乐学；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WT5”，5BZ]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期在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乐器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体系。这一时期中诸侯争霸、多元的政治格局先后造就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中心。尤其是春秋五霸之中称霸时间达150年之久的晋国，是中原地区无可厚非的音乐文化中心，晋音乐艺术地域特色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为后世该地区的音乐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山西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发现，编钟作为“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乐器越来越受到音乐学界的重视。本文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为实证材料，试对山西音乐艺术地域特色进行探讨。

一、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在晋国的上层社会盛行，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青铜编钟是统治阶级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因此晋国的王公贵族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均享有不同等级的用钟制度，此种社会现象带来铸钟业的繁荣发展，这一点从近年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件数居全国之首（如果按照晋国霸业时期的行政区域划分与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统计，出土的晋地钟的件数还会不断增加）与山西多处铸钟遗址的发现中得到证实。①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不仅数量多、分布广泛，并且种类齐全，制钟工艺先进。从编钟形制看，有口缘平、钟体巨大、带环钮可特悬的镈钟；有口缘不截齐、钲部设圆台状长枚、钟顶有筒形钟柄可斜悬的甬钟；还有形制小于甬钟、钲部设乳状短枚、钟顶有半圆形“钮”、可直悬的钮钟。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统计，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共28套，其中实用乐器8套，明器15套，另外还有5套因破损严重与部分流失等原因无法测音。以下本文只对出土的实用乐器进行讨论。为了便于研究，现将山西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编钟自春秋至战国，按早、中、晚期介绍。

1.天马—曲村出土编钟这是一座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早中期之交到春秋初年的王侯级墓葬群，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乡的北赵村，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92年至2000年进行过6次大规模的抢救发掘，为夏商周的断代提供了年代学依据。墓地南北分3排，共9组19座晋侯与晋侯夫人的墓葬及车马坑陪葬，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代表着当时晋国的强盛局面，陪葬品主要有玉器、礼器和兵器，其中礼器以青铜器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青铜乐器中出现了铭文，且纹饰精美。目前出土的西周早期编钟共四套，中期一套，除了起初被盗流失海外的后有辗转存于上海博物馆14件晋侯苏编钟外，其他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曲村晋侯93号墓出土编钟共16件，其摆放方式为4件一组，整套保存基本完好。长度为2.7厘米的两层圆台钟枚共36枚。不封衡。唇上留有每边三道的调音痕迹，从音乐性能角度分析，此套编钟音律比较混乱、明显不调。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早期。②

2.侯马上马墓出土编钟上马墓地的时期鉴定为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墓主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阶层即：下大夫、士、平民。文化属性是西周文化因素和北方古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1961年至1987年共发掘墓葬1737座，车马坑3座，牛、马坑各1座，出土文物1700多件。其中西周晚期的陶器墓30座，墓葬的主人为最早开垦新田的先民。铜器墓出现于春秋早期，墓地根据墓葬间的稀疏不同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家族，且富有程度与政治地位不同。目前出土的春秋中期编钟一套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上马13号墓出土钮钟一套共9件，据鉴定为春秋中晚期的乐器，大小相次，形制相同。钟体呈合瓦形，且顶部有一个长方形竖环钮，上面纹饰为蟠螭纹。这组钮钟被专家认定为“在钮钟中是相当早的一例”。③

3.长治分水岭出土编钟长治分水岭墓群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位于长治市区的旧城北墙之外，历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音乐文物。仅仅第126号墓葬中就有291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乐器17件。丰富的音乐遗存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均存于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号墓出土编钟共18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各9件。其中9件甬钟，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兽头单旋、长甬。鼓部饰象首纹，斡饰雷纹，舞顶部与钲部篆带均饰蟠虺纹，中部间饰二蟠螭。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④9件纽钟部分已破损，钮为环形状，篆带与钲间皆饰蟠虺纹，鼓面饰内填雷纹的蟠虺纹。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⑤

长治分水岭25号墓出土编钟共14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其中甬钟一组5件，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长甬单旋，鼓面饰蟠螭纹，舞顶与篆带均为素面。5件甬钟均破损严重。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⑥纽钟一组9件，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相同。钟体呈合瓦形，钟口呈弧形，环状长钮为双兽头。舞部素面，篆带饰蟠螭纹，枚为螭首形钟乳，鼓部饰两夔龙纹组成的兽面。⑦

4.屯留车王沟出土编钟

屯留车王沟墓是1900年村民们挖沙时发现的一处春秋战国之交的墓葬，位于长治市屯留县西河本村的小王岭附近的车王沟崖顶，出土的乐器有编磬一套9件，纽钟一套9件，是研究这一地区礼乐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其中出土的晚期编钟一套存于屯留县博物馆。屯留车王沟纽钟9件，整套编钟底面平，均有乳丁36枚。钟体纹饰为蟠螭纹与夔龙纹，其中第一件钟体两边正鼓部各有小龙一条。前八件钟无音梁与音槽，但有锉磨调音的痕迹，第九件钟有1.0厘米厚的唇与大约4厘米长的4道音梁，整套钟的音质、音色较好，为实用器，遗憾的是第1、3件钟裂，声音哑。据考证年代为东周时期。⑧

5.临猗出土编钟临猗程村墓群是春秋中晚期一个以大夫五鼎墓为中心的墓葬群。位于运城市临猗县庙上乡程村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总面积达30万平方，共发掘220余座墓葬，10余座车马坑，近2000件出土文物。墓葬保存完好，遗物丰富，程村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晋文化与方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出土的中期编钟共三套，分别保存于不同地点，以下仅重点介绍LC1号墓出土的9件实用器纽钟。

临猗LC1号墓纽钟共9件，整套钟壁厚在0.6-1.0厘米之间，均有乳丁36枚，纹饰为蟠螭纹。钟体锈蚀，破损严重，尚相对完整着为1、2、3、4、8号钟，5、6、7、9号钟残破过甚不测，仅9-3号钟能敲响。9-2号钟体内腔有4道调音槽，应为实用器。现存于运城河东博物馆。据考证年代为东周时期。⑨6.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出土编钟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是一处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的墓葬群，位于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西南7.5千米黄河岸边的庙前村一带，曾在1958年与1962年两次发掘墓葬30余座，采集到大批铜器，尤其是1962年从民间采集的4件蟠螭纹大甬钟，其钟体之大，制作之美对研究我国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墓地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因历史原因分别保存于不同的地点。1961年采集于万荣庙前贾家崖的12件甬钟，分属三组。第一组：4件甬钟，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十棱状，下粗上细，钟枚呈二层圆台状。鼓部与篆部均饰夔龙纹，舞面饰蟠螭纹，斡饰虎头，旋饰夔龙纹。钟体内壁各有锉磨过的调音槽2道，为实用器。现分别存于山西省博物馆、临汾地区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二组：3件甬钟，大小次第，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八棱状，钟枚呈圆台状。下粗上细，下有底座，上有旋、斡。钟口部饰斜线纹，鼓面饰雷云衬地的“龙蛇复合式兽面纹”，舞部与篆部均饰蟠螭纹。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第三组：7件甬钟，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八棱状，钟枚呈圆台状。下粗上细，下有底座。鼓部饰变形兽面纹，舞部与篆部均饰蟠螭纹，斡饰虎头，旋饰蟠螭纹。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⑩1962年采集于民间的蟠螭纹大甬钟共4件，出土于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其中标本1314号甬呈八棱体柱状，旋呈圆弧形状，铺首环式斡，柱形枚。铣边较直，基本呈上下相近的梯形。舞面平，于口弧度小，近乎平直。舞部与篆部均饰“S”形双头蟠螭纹，其它部位皆素面。现分别存于山西省博物馆两件（标本1314号、1315号），临汾地区文化局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各一件。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B11

7.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编钟太原晋国赵卿墓经鉴定为晋国卿大夫赵简子的墓葬，位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西，由于墓主人身居高位，因此墓葬规模宏大，遗存丰富，随葬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巨大，上至礼器，下至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多达3100件。仅第251号墓葬中就有多达1402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青铜乐器19件，如此高规格的墓葬级别，为我们研究晋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两套晚期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赵卿墓编镈19件，大多数钟体锈蚀不严重，保存较好。其中1、5、10、12、13号镈虽外观完好，但因有内损，所以出现余音受抑与发音有不同程度暗哑的现象。另外2、6号镈因出土时已破损，虽经焊接复原，却依然无法出声。全套编镈分为两种样式：Ⅰ式5件，尺寸大小依次成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夔龙凤尾。镈体为合瓦形，口部平直，中部微鼓。钮呈相互对峙的飞虎形，昂首张口的双虎撕咬着小龙，卷尾弓身，身饰重环纹、鳞纹与云雷纹。舞部有“S”形蟠龙纹带4组。镇部篆带呈“S”形夔凤纹带环绕。篆带上下与两篆之间共有团状的蟠龙形枚36个，除正中一枚呈龙俯伏状外，其它龙首皆面向四方，各不相同。鼓部饰夔龙凤纹，并填以三角回纹、鳞纹及瓦纹。镈腔内唇较厚，上有用于调音的2组相对称的4个椭圆形音脊，每件镈的内唇与音脊上均有位置不同的锉削，最主要在铣角处锉削。

Ⅱ式蟠虺纹钮镈14件，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与Ⅰ式5件镈钟共同组合成一套编镈，是前者音律的延伸。相比较Ⅰ式形制明显瘦小。镈体为合瓦形，口部平直，中部微鼓。钮呈相互对峙衔蟠的飞虎状。身饰羽纹、鳞纹及云纹。舞部、篆部及鼓部皆饰蟠虺纹，非常精致。镈腔内也有内唇与4个用于调音的椭圆形音脊。据考证全套编镈的年代为春秋时期。B12

8.平陆虞国贵族墓出土编钟平陆虞国贵族墓地位于山西省平陆县南村乡尧店村滑里自然村，此墓地陪葬规格较高，曾在1960年和1984年先后出土过3套编钟，两套编磬，均已流失。之后1992年发掘出土的两套晚期纽钟，均由山西省平陆县公安局移交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平陆尧店夔龙编钟一套共9件，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鼓部饰圆形夔龙纹，钮饰绳纹。乳丁状钟枚共36个。所有钟的唇上每边皆有磋磨整齐的3道音槽，铣部于口处各有1道音槽。共计8道深浅不一的音槽，为实用器。据考证年代约为战国早期。B13

9.新绛柳泉编钟 柳泉墓地为一处东周时期墓葬群，是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探索晋都新田时期的公室墓葬时发现的，位于侯马市西南约15公里的新绛县西柳泉南坡上。分大型墓地与中小型墓地两区，共发掘墓葬6座，其中大型墓葬2座为一组，其它4座为中小型墓，且皆被盗。根据墓葬规模、形制以及出土残存器物的推断，柳泉墓地为晋国晚期的公室墓地。四组大墓有可能是幽、出、敬、哀、烈、孝公、桓公中的四位及夫人。其中M302墓葬虽多次被盗，但仍残存有青铜礼乐器与车马器等，尤其是出土的晚期编钟一套12件（甬钟与纽钟各6件）呈两钟相套的摆放形式，是其它墓葬所未见的。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甬钟6件，大小相次成列，纹饰形制相同。多被压变形，上细下粗的圆柱形甬，饰勾折简化的“T”形云纹与蟠螭纹。鼓部中央饰兽面纹。突旋，斡呈卧虎状，饰有蛇形纹的枚呈半球形状。篆部饰勾折简化的“T”形云纹。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新绛柳泉钮钟6件，大小相次成列，纹饰相同。多被压变形或残。钟体纹饰与甬钟相同，钮为素面。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B14

二、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乐学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编钟是一种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时代标志性乐器。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乐器对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进行考察。1.高度发达的晋音乐科技水平音乐艺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特别是乐器制造，其中涉及到的大量科技内容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晋音乐科技取得的成果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化学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科技的第一个高峰，由于这一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基本完善，为音乐艺术中“金”类乐器编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制造编钟的“青铜”不是纯铜，而是纯铜、铅与锡的合成金属，当青铜钟的锡含量低于13%时，音色尖刺、单调；当锡含量介于13%-16%之间时，音色饱满悦耳；当锡含量在15%左右时，敲击钟体可达最大强度。B15关于青铜乐钟合金成分的比例在先秦典籍《周礼·考工记》中有记载：“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表明在铸造钟时，铜占七分之六（85.71%），铅占七分之一（14.25%），其中少量的铅也可以起到加快衰减和起阻尼的作用。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反映出当时的制钟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2）物理学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物理学处于由经验积累向理性概括的过渡阶段，古人对物理声学在乐器制造方面的运用已有所研究，如《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侈则柞，弇则郁”；“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据现代声学原理分析，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合瓦形编钟，正是采用了分段板震动的物理声学原理，才形成了“一钟双音”的现象；合瓦形青铜乐钟由于钟枚、节线、两铣等的阻尼作用，使钟体的振动波迅速得到衰减，从而避免了乐声余音长时间混响的现象，使演奏旋律成为可能B16。此外，从已经被证实的出自于侯马铸铜遗址的多套编钟的钟体内壁出现的突起的弧形厚块与深浅不同的隧磨锉迹象来分析，证实了“一钟双音”三度音程的精确度与钟壁的厚度有关系。B17虽然古代编钟的音高的精确度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还不算非常理想，但依当时的技术水平，古晋人对物理声学原理在铸造乐钟方面的推广与应用已经实数不易了。（3）乐器工艺学成果春秋工匠铸春秋，典籍中记载的“数典忘祖”、“晋灭仇由”、“掩耳盗铃”等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式青铜器曾经风靡中原大地，这一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侯马铸铜遗址发现的钟范的数量居全国之首中得到证明（1113块）B18。经过专家研究，得知当时晋国铸造青铜乐钟的工艺流程，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铸、打磨成型等几道工序；所用分范浑铸法已经非常熟练了，一件大型编钟需要100多块模，做成待浇铸的范后则只有数块了。其中钟范的制作与后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有异曲同工之处，采用块模法制模使一模多范与同模不同器成为可能。晋式铜器，有口皆碑，不仅表现在精湛的铸造工艺方面，还表现在精美的纹饰方面。观出土的晋式编钟与侯马铸铜遗址的钟范，方知所证有本，所言有据。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美华丽且具有较强艺术美感的青铜纹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青铜器主体花纹以蟠虺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及兽面纹等为主，并逐渐代替了商朝以狰狞肃穆的饕餮纹为主体的花纹，地纹中不同形态的雷纹与云纹衬托出主体花纹所要表达的或孔武、或祥和、或威严、或静谧。索纹、贝纹及旋纹等间界纹在不经意间凸显出了主体花纹。一切都是那么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体现出当时晋人丰富的信仰民俗，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自然崇拜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有限，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就把许多愿望寄托于他们认为的超自然力量并加以崇拜，以祈求得到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民俗现象，同时也形成特定区域内的特定心理定式。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山西出土的多套编钟出现以地纹、卷云纹、云目纹、云雷纹、勾带雷纹等反映大自然现象的纹饰，它很容易与黄帝时代表演的古代祭祀乐舞《云门》、颛顼时代表演的《承云》相联系。由此推论，古晋人始终处于自然崇拜的信仰状态。时至今日，山西的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对地神、雨神、火神（灶神）风神、河神、山神等诸神信奉的民俗现象。

（2）图腾崇拜图腾是古代氏族、部落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象征与标志，其产生的基础与古代社会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水平有限有关，一般表现为迷信某种动植物与本氏族或部落有特殊关系，属于原始的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称霸时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不同部落、民族各自不同的图腾崇拜被开放的晋国所包容，而这种包容性体现在编钟纹饰上。正如张光直等人的学术观点：“政治、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中国，这种结合集中体现在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纹饰上。”B19通过本文第一部分对古晋国时期的多套编钟的纹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青铜钟体上的纹饰多以鸟纹、凤纹、夔龙纹、蟠虺纹、蟠螭纹及兽面纹为主体花纹，且不同动物纹饰并用的现象居多，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状况。

（3）神的崇拜

经济是任何国家、地区发展的基础所在，晋国之所以能称霸中原一个多世纪，与其发达的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国民经济诸部门中，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晋国的农业发展得比较好，与其优良的历史传统有关，《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B20这则史料说明了周朝的始祖“弃”，善于农事，所以帝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姓”B21，同时“叔虞献禾”的历史典故与“民则有谷、安宁寿久”文字模范的出土，则向我们揭示出晋国作为姬姓贵族，依然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在古晋国所处的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无论是从统治阶级的政治角度出发，还是从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发展的角度出发，都使对后稷的神化与频繁的祭祀成为必然。从山有的新绛阳王镇稷益庙西壁左侧上方绘制的祭祀礼仪奏乐图分析，可以推断出官方组织的带有民俗性质的祭祀礼仪活动在明代依然是“国之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重视对后稷的祭拜。是“民以食为天”思想反映。壁画中的祭祀礼仪活动以雅乐编钟乐队从事，说明当地人们对农业生产之神后稷的崇拜由来已久。如今，以晋南地区的新绛县为例，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是新绛阳王镇一带的老百姓去稷益庙祭祀农业之神后稷的重要日子。这种民俗现象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晋音乐文化特色的传承。

3.兼收并蓄的晋音乐文化观念古代的晋国属于一个多部落族的国家，据《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与之邻”，《国语·晋语二》云“戎狄之民实环之”，这些史料说明了晋国的始封地处于少数部落族的环绕之中。根据晋国周边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因为晋国本是唐国的旧地，居住着夏朝的遗民，所以周天子在晋国建国初期就制定了比较开放的治国策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晋国诸侯因地制宜的处理好民族关系，治理好晋国。晋人正是在这种长期复杂的环境中，在保持和发扬中原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周边戎狄各部及当地唐国的夏朝遗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历史状况决定了晋音乐文化必定是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多元文化的产物。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多套编钟形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通体素面，无纹饰作为实用器’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形成晋式青铜文化的产物，代表着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活跃与创新。”B22开放的古晋人在保持中原文化风格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较为优秀的精华所在。例如长治分水岭25号墓葬出土的钮钟，篆带的纹饰为蟠螭纹，舞部却为素面，没有任何纹饰，这正是赤狄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长治分水岭270号墓葬出土的甬钟，舞顶部与钲部篆带皆为蟠虺纹饰，鼓部却为素面，也能体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子。太原金胜村88号墓葬出土的钮钟，鼓部正中的夔龙纹饰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除此之外的其他部位皆为素面是草原文化色彩的典型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陆尧店钮钟，全套编钟通体素面，将晋式青铜器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表现到了极致。

4.别具特色的晋音乐风格一个地区的音乐风格特色可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声乐作品的歌词语言、歌词反映的文化地理内容、演唱使用的方言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暂不介入。此外，一个地区的音乐风格更多地体现在声乐曲或器乐曲的曲调上，而曲调风格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在于调式音阶特色。依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的三分损益法所形成的雅乐宫、商、角、徵、羽调式在中国北方各省流行，唯独山西与之不同，这一点我们可通过对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律的分析得出结论。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中提供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三套相对保存完整的编钟的测音数据，结合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高兴、彭姗姗对以上编钟的测音数据进行的定性分析B23，显示出以下结果。

通过对以下三套编钟正鼓音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阶主要表现为，调式上呈现出重“徵”缺“角”的特

征，与三分损益法形成的雅乐音阶（1 2 3 #4 5 6 7 i）所产生的宫、商、角、徵、羽调式不同。由于编钟是春秋战国时期雅乐乐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乐器，因此它所反映出来的音阶特色代表了当时的音乐实践情况。根据我国杰出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所开创的“曲调考证”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对我国现存于《中国民歌歌曲集成》（山西卷）中收录的共18首比较古老的晋南民歌的曲调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大多数民歌为徵调式，且调式音阶结构呈现出缺“角”音或“角”音时值较短，处于弱拍、经过等不重要的节拍位置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对晋南地方戏曲蒲剧的戏曲音乐曲调进行分析，同样也得出了与民歌曲调分析一致的答案。以上的巧合现象并非偶然，音乐文化的流传与生物学的遗传有相似之处，其中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保存至今的传统音乐中含有古代音乐的痕迹。B24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推论，山西晋南地区的音乐风格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时代。

山西的音乐文化具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霸业的建立、当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青铜文化在晋地得到了繁荣发展有关。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所包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对我们如今研究晋音乐文化特色具有特别意义，同时也为山西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① 项阳《从“金石之乐”看晋地音乐文化的先进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年第13辑。

②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③ 同②，第77页。

④ 同②，第51页。

⑤ 同②，第77页。

⑥ 同②，第77页。

⑦ 同②，第68页。

⑧ 同②，第72页。

⑨ 同②，第77页。

⑩ 同②，第64页。

B11 同②，第53页。

B12 同②，第61页。

B13 同②，第71页。

B14 同②，第55页。

B15 杜廼松《先秦两汉青铜铸造工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

B16 韩宝强《编钟声学特性及其在音乐中的运用》，《乐器》，2008年第1期。

B17 方建军《陕西出土西周和春秋时期甬钟的初步考察》，《交响》，1989年第3期。

B18 同①。

B19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B20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页。

B21 同B20，第57页。

B22 李继红《沁水县出土的春秋战国铜器》，《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B23 高兴、彭珊珊《山西地区出土编钟的乐学分析》，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

B24 高兴《音乐的多维视角》，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95页。

Musicology Study of Chinese Bell Set of Warring State Period Excavated in Shanxi

JIE Yi-feng

（Junior College of Infant Teacher Training of Yuncheng in Shanxi， Yuncheng， Shanxi 044000）

Abstract：In Chinese music history， bell set is a very important musical instrument in pre-Qin dynasty. It includes musi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well. In this paper， based upon the study of Chinese bell set in warring state period excavated in Shanxi， we further explore the cause of local features of Shanxi music art and its significant impact exerting upon contemporary Shanxi music.

Key Words：Warring State Period； Shanxi Bell Set； Artistic 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