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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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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并不存在

在我们家里,“三毛”并不存在。

爸爸妈妈和大姐从她一小就称呼她为“妹妹”;两个弟弟喊她“小姐姐”;在侄辈的心中,她是一个稀奇古怪但是很好玩的“小姑”。

“三毛”这个名字从民国六十三年开始在《联合报》上出现,那些甚至连“三毛”的家人都没经历过的撒哈拉沙漠里的生活,让我们的“妹妹”“小姐姐”“小姑”顿时成了大家的“三毛”。

但即使在她被广大读者接受后的20世纪70年代,家里仍然没有“三毛”这个称呼,大家一切如常,仍然唤她“妹妹”“小姐姐”。尽管父母亲打心眼儿里以这个女儿为荣,但家人在外从来不会主动表示“三毛”是我的谁。

记忆中,母亲偶尔会在书店一边翻阅女儿的书,一边以读者的身份问店家:“三毛的书好不好卖啊?”每当答案是肯定的,她总会开心地抿嘴而笑,再私下买上两三本三毛的书,一面自我陶醉,一面给女儿捧场。

父亲也有过此类逸事,有一次,他独自偷偷搭乘火车,南下听女儿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讲。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到达会场时,那里早已爆满。于是,他就和数千人一起坐在馆外,透过扩音器聆听女儿的声音。演讲结束后,他带着不容觉察的激动和喜悦,默默地坐火车返回台北。

女儿出名后,父亲常做一件事,就是帮女儿整理信件。当时小姐姐在文坛上似乎相当火热,各地读者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每月均有数百封。一开始,三毛总是一一亲自阅读,但到后来读者来信实在太多,对健康状况欠佳的三毛来说,成了极大的负担。可对于这些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如果不回,则辜负了读者们的支持和赞誉;若一一回信,简直不可能实现。

于是,父亲就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帮小姐姐拆信、阅读、整理、分类、贴标签,再写上备注,标明哪些是要回的、哪些是收藏的。10多年来,父亲对这项额外的工作甘之若饴,用自己微薄而坚韧的力量,传达着对女儿的爱护。

而这十几大箱读者的厚爱与信中藏着的喜怒悲欢,已在小姐姐葬礼中全部火化,让她一同带走了。

“三毛”是她身上的光环,但在我们看来,那些传奇而轰动的名声对她而言似乎都无所谓。她的内在一直是陈平,一个诚实做自己、总是带着点儿童趣的灵魂。

她走过很多地方,积累了丰富的经历,但也因为这些生命中的经历、辛苦和离合,她的灵魂非常漂泊。

对三毛的好朋友、三毛的读者,和身为三毛家人的我们来说,每个人都以各自的视角,看到了、理解了、感受了某一个侧面的三毛,但又没有人能真正看透她的全部。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各自保有对她不同的记忆,用各自的方式想念着她。

这些记忆或许看似琐碎,但对我们来说,是家人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回忆。如今,三毛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身为家人的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记忆,来慰藉每个人这20年来不曾间断的怀念。

从小就与众不同

“小姐姐”在我们家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20多年了,关于她,我们家人总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吃完晚饭后,全家人齐坐客厅,小姐姐把头发往上一扎,双腿盘坐,手上拿一大罐面霜,一边涂脸按摩,一边“开讲”她游走各地的事。

这些在一般人说来平凡无奇的经历,从她口中讲出来则变得精彩绝伦,常把我们唬得一愣一愣的。所以,小姐姐总说自己是“说故事的人”,而不是作家。

其实三毛从小就显现出了她与众不同的特点,譬如有一次,她向母亲讨了点儿钱,去买了一支当时非常贵的马头牌花生口味的冰棒,然后领着姐姐到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严肃而谨慎地把冰棒放到铁质的香烟罐里,说:“这里凉凉的,冰棒不会化。到了明年夏天,我们就还有冰棒可以吃!”

第二年夏天,姐妹俩真的手牵手回到防空洞里,把已经发黄锈掉的铁罐挖出来,打开一看――哇!只有黄黄浊浊的一汪水。这是她从小表现出的可爱的一面,而这份童真,在她48年的生命中,从来不曾消逝。

另外,当时我们重庆的大院子里有个秋千,是她们姐妹俩喜欢去玩耍的地方。但因为院子里有一些坟墓,所以每当玩儿到天黑,姐姐便拉着妹妹想回家。三毛从小胆子便大得很,总是在秋千上荡啊跳啊,不到姐姐再三催促是不肯走的。

除了善良、有怜悯心、爱读书,小姐姐同时又具有勇敢、无畏和反抗心。她从小就很有想法,在我们4个姐弟中,她是最特立独行的那个孩子。现在回想起来,她从初二就开始休学,尽管那时年纪还小,但我们各自对人生态度的不同之处,已经不自觉地显现出来了。

一切凭感觉

熟悉三毛的读者或许记得,她曾在沙漠里用棺材板做沙发。有时候想想,这个能用棺材板和轮胎把家里布置得美轮美奂的女人是我的姐姐、陈家的女儿,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回到台湾后她与爸妈同住,一间不到16平方米大的房间,除了书桌、书架和床之外,一切布置都非常简单。但在她自购的小公寓里可就不一样了,这个位于顶楼不大的蜗居,屋里所见几乎全部是竹木制品――木制墙面、木桌、木鸟笼(里面装着戴嘉年华面具的小丑)、竹藤沙发……

对于我们3个姐弟还有我们的孩子来说,三毛的家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完全散发着她个人独特的美感。

除了家居布置,小姐姐手也非常巧,很会照顾身边的人,跟荷西在一起时,她把他养得白白胖胖,让他天天想着吃“雨”(粉丝)。但对她自己来说,“吃东西”是非常无所谓且不重要的事,尤其在她专注写作的时候。她在台北的家里有冰箱,但常常是空的。

她工作起来可以没日没夜不吃饭不睡觉,所以我们家人经常会买些牛奶、面包、香肠、牛肉干和泡面放在她的冰箱里。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她,一打开冰箱,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根已经咬过几口的生香肠。我们都大惊失色地问:“这是你咬的吗?”她说:“是啊!肚子饿了嘛!”

另外,她也不在意金钱。尽管小姐姐的文章经常在杂志报纸上发表,但稿费这部分收入她一律不管,全部交给母亲打理。她常说:“我需要的不多。”事实也是如此,她最常穿的是一条牛仔工装吊带裤,喜欢穿塑胶鞋和球鞋,高跟鞋是很少上脚的。

不为人知的“能力”

在家里,父母亲基本上是不喝酒的,即使应酬,也只是沾沾嘴唇而已。但这个二女儿不知是否得了祖父或外祖父的遗传,她可以独自喝一整瓶白兰地或威士忌而不会醉倒。但她并不常喝,除非找到能一起畅聊的朋友。

至于烟,小姐姐倒是抽得很凶,每次去老家巷口的家庭式洗头店,她总是一边说故事给老板娘和其他客人听,一边一根根地抽着烟。这样一个小时下来,可以抽上10来根,写作的时候亦是如此。

她抽烟点火时总是用火柴而不用打火机,为的是划着火柴时那股“很好闻,有硫磺的味道”,同时火柴燃烧时“有火焰,有烟会散开,感觉很棒!”对她来说,火柴是记忆的一部分,会帮她增加灵感。

三毛记忆力很好,而这份记忆力或许在语言上也对她助益颇深。在我们家,父母亲彼此间说的是宁波话与上海话,到台湾后,小姐姐日常说的是国语,但和二老讲话时则换回这两种语言。

出生在四川的她除了四川话颇为流利,后来又和与她很亲近的保洁阿姨学了纯正的台湾话,完全不带一点儿外省口音。她在到台湾的日商公司短暂帮忙的日子里粗通了日文,并在出国后把西班牙文、英文、德文也统统收到了自己大脑的百宝箱中。

中文和西班牙文是她这9种语言中最精通的两种,每当父亲有欧美的客户或友人来台时,三毛总会帮父亲做翻译,让席间宾主尽欢。

充满爱的小姐姐

小姐姐一辈子流浪的过程中,或许都在寻找一份心里的平安和笃定,好不容易有了荷西,他却又中途撒手离去。

除了荷西,小姐姐也很爱她的朋友们。三毛对朋友从来不设定界限――无论男女、国籍、社会地位、有学问没学问、知名不知名,一旦她当你是朋友,她就拿出真心来对你。她笨笨的、不会说奉承人的话,但对人绝对真诚,而且对弱小的人特别关心。她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而这些朋友也给三毛的生命带来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不过她似乎习惯四处流浪,她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于是有了《橄榄树》。当这首脍炙人口的歌不断被翻唱之际,身为家人的我们除了为她骄傲,也为她心疼。

她流浪的远方不是一个我们能触及的地方,但也因为是家人,我们比旁人更能看到她的快乐、伤痛和辛苦。

另外一首最能代表她年轻的心的歌曲则是《7点钟》,由三毛作词,李宗盛作曲,描述年轻时约会的心情。词里写道:“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这就是我的小姐姐,心里溢满爱的小姐姐。

不再漂泊

对很多读者来说,“三毛”,这个像吉普赛人的女子变魔术般来到人间,写下一篇篇故事,然后又像变魔术一样离开。20年了,三毛仍在你们的记忆中吗?

在我们家里,“三毛”不存在,但是20年前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姐口中的“妹妹”,我和我哥哥的“小姐姐”,走了……

我们很想念她。

尽管,我们不敢说真的完全理解她,毕竟谁又能真的理解谁?但是我们确定,她非常爱我们,我们也非常爱她,今生能够成为一家人,足矣。

对于她的骤然离世,父亲有一段话,他说:“生命的结束,是一种必然,早一点儿晚一点儿而已,至于结束的方式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于妹妹的离开,我们做父母亲的固然极度悲伤、痛心、难过、不舍,但是她的离开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妹妹丰富的一生高低起伏,遭遇大风大浪,表面是风光的,心里却是悲苦的。幸亏有家人和朋友的关怀,不然可能更早就走了。她曾经把爱散发给许多朋友,也得到过很多回报,我们让她好好地平静地安息吧。”

如果有另一个世界,亲爱的小姐姐,希望你不再漂泊。(晶晶亮摘自《把快乐当传染病(三毛典藏新版)》皇冠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