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出版社三十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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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出版社的生命线，有好选题就有好书，就能产生双效。因此，我非常重视选题，规定每季度开一次选题会，讨论和筛选选题。我的思路是以编辑工作为重心，所以选题会只有与编辑工作相关的人员参加，甚至连分管行政的领导都不能参加选题会和干预编辑事务，当时曾引起部分人员的不满。这是我办社时一个自以为得意，但也不免偏颇的做法。不久，我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但没有公开承认改正，而是渐渐有所变动。选题的来源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作者主动来稿，这是作者看得起这家出版社；二是编辑向作者邀约得到的选题。我赞成前者，因为出版社主动性大，而后者必须审慎，否则一旦稿子不称意，则很难处理。当全稿交来出版社后，编辑将承担其职务中的中心工作――审读和编辑。我很迷信“编者不是作文老师”的说法，不能只停留在改稿中。我曾向编辑强调，编辑不应只改错字、语法和标点；要发现优秀作者，培养后学成熟，要宏观全局、微观细节，以醇疵比例来确定该稿是否采用。如有改动处，当与作者商量，最好请作者自己动手，编辑只是最后的统稿。一审后的二、三审是保证书稿质量水平的关键，虽只抽查，但应认真审阅，能从滴水看到大海，由此来确定书稿的优良等级，可惜多年来只剩下一种流程，用以符合三审制而已。

事业初创，诸事艰难。当时，我社位于全国高校出版社前列，为保障实力增长，我对出版社的行政工作比较注重财务进出，管理较严，实行“一支笔”。在收入上，我始终贯彻“小有余”的方针。在经济结构上，学术与经营并重，以畅销书的盈余补助学术性较强的长销书等的不足。对日常用途，则比较苛细，可能也遭到有些人“抠门”的疵议。当时，为树立廉洁办社的形象，对员工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关注不够。至今反思，我未免“左”了点，缺乏对现实的更多考虑。

一个单位不仅要有和谐的气氛，更要有良好的风气。因此，我对员工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一定会认真严肃处理。有一位副总编辑和一位编辑室主任利用职务之便，除在他人书稿上挂“著者”之名外，还“分润”这部书的稿酬。事后被原作者举报，经我核实后，通过组织程序，让他们离社，另行安排。其间虽有人说情，包括学校的个别领导，但都被我婉拒了。这一举动对全社员工，特别是新到社的年轻人，有所警惕，为以后良好的社风奠定了初步基础。

南开大学出版社在不够平坦的道路上走过了30年，我离任后，已更迭了6任社长。虽然由于主观性格的各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每一任都显现不同的办社风格，但走发展道路的总方向一直未变。我因享高年，得以伴随出版社走过这30年，虽眼见它的发展、成长，但限于所见所闻不足，难以作出全面恰当的评说，只能回忆我主持工作那几年的所作所为，忠实地叙述。是耶？非耶？留待他人评论。“人去政声后”，我很注重离任后同仁们的评论，因为那是无顾忌的实话。我离任后很久，有一位女总支书记说到我在任那几年为“来新夏时代”，以示与他人的不同；又有一位资深编辑至今犹念念不忘当年各部门轮训的效应。我的人生宗旨是：在我所处的时代，尽力做好我应做的事。同仁们的真情评论，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感谢所有爱我、支持我的人。更祝愿南开大学出版社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得更兴旺，更有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