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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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通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检验变量的确立，借助协整和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财政政策整体及其构成措施的效力，并根据其表现和特点概括出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原则。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政策；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6-0099-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外部经济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经济变化的影响。外部经济因素能够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目标，扭曲政策的作用机制，从而改变政策效力，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有效性。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重要构成的财政政策，在其执行中也面临着外部经济因素的扰动，笔者通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检验，概括出了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原则。

一、开放经济下我国财政政策的走势分析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断增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统一性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从计划经济手段向市场经济手段的过渡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在1998年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在其制定和操作过程中始终是自主的，尽管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越来越考虑到外部经济影响，但是从财政政策本身而言，其立足点和调控目标始终是以国内经济平衡和稳健增长为目标。这一阶段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下，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克服了1989年和1993年两次宏观经济大的波动，并在1994年对自身架构体系和运作规程进行了整体性的改革。

1998年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上值得关注的一年。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外贸环境和金融环境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内经济政策第一次缘由外部冲击而进行调整。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由中国政府自主进行的，但是政策本身已经完全具备了反“外部危机”的性质，而且表现出较强的国际一致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开放经济推动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或者说积极财政政策也是开放经济下中国财政政策的一次重要战略抉择。

但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外贸实力和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开放程度显著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由开放经济推动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转而表现出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为由外贸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大量累积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扩张性冲击和通货膨胀幻觉上，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从平稳一下子走到了过热的边缘，经济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放纵美元贬值，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产业调整问题，在美元贬值和国内流动性累积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总供给能力和总需求都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一方面累积的流动性引导国内资本流向那些易变现、高收益的产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和证券市场上来，导致国内总需求的急剧升高；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攀升，给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市场稳定带来明显的压力。国内经济同时面临着“供给冲击”和“需求拉动”的两种威胁，行走在危险中间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必将转型，要从为供给扩张和需求拉动加油加速的积极型政策框架中退出来，执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及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已是当务之急。[2]

2005年中国稳健的财政政策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工作报告中，在“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方针的指引下，稳健财政政策在维持整体国民经济形势稳定和避免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进一步深化，来自于外部冲击的影响力愈加明显，财政政策能否适应经济开放度不断深化下的考验，能否在宏观调控中作为主导力量维护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成为本文对其进行有效性检验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模型变量与样本的确立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影响总需求或总供给，其中，政府支出包括：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出。[4]理论上，根据四部门经济产品市场均衡条件GDP=AD=C+I+G+NX可知，政府购买性支出G直接影响GDP，因为它购买和直接消耗了经济资源形成的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因而它的数量变动会对经济总量产生直接的、明显的影响。在生产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实际GDP少于潜在GDP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增加总需求，增加实际GDP。政府购买性支出对GDP有一种乘数效应，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5]转移性支出是指政府单方面把一部分收入的所有权无偿转移出去的支出，包括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各项财政补贴支出以及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或补助等。在转移支出中，社会福利支出实际上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阶层，以促进公平分配。财政补贴是转移支出的另一种形式，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补贴，一类是消费性补贴。生产性补贴主要是对生产者的特定生产投资活动的补贴，其作用等同于对生产者实施的减税政策，可直接增加生产者的收入；消费性补贴主要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补贴，其作用在于直接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鼓励消费者增加消费需求。在理论上，由于转移性支出直接影响消费C和投资I，因此，转移性支出间接影响GDP。政府转移性支出大多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它形成国民经济产出再分配过程的一部分，它对社会总供给、社会总储蓄以及经济总量和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6]

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把民间的一部分资源转移到政府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税收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其一是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其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7]税收主要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而间接税负在市场供求弹性的影响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别承担，因而，税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可支配收入，影响他们的消费和投资活动，根据上述方程可知，它也会间接影响GDP。然而，税收作为一种调控手段，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对其作用存在疑义，由于社会经济系统的非线性机制，使税收手段的调控效果分析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证变量选取如下：（1）工具变量。包括税收（T）、国债（D）和转移支付（S）。（2）中介目标变量。包括转移支出、基本建设投资（I）、挖潜及技术改造（TE）、支农支出（A）和科研投资（RD）。（3）最终目标变量。包括消费（C）、基本建设投资本处的变量选择使用“资本形成总额”项目更为妥当，但由于1996年以前我国统计资料中并不包括这一统计指标及数据，为保证数据内涵前后的一致性，在此仍使用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数据。、净出口（NE）和国内生产总值（Y）。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1：

在接下来的检验分析中（采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http：//www．pbc．gov．cn）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样本区间为1978―2005年。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研究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检验

对于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检验本文采用四个检验程序予以完成。首先采用平稳性检验确立变量之间的数列严谨有效；其次通过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再次通过因果检验，确定变量间的互动原则和预测关系；最后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说明变量的变化取决于滞后变量的变化和前一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

1．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变量平稳性检验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变量序列税收、国债、转移支出，基本建设投资、挖潜及技术改造、支农支出、科研投资、消费、净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为I（2）序列。这种变量间良好的同阶性为下一步的协整检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因果关系检验

在平稳性检验基础上，为确定变量之间的预测关系，本文在此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滞后值增加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就说x是y的Granger原因，类似地定义y是x的Granger原因。

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诸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由于模型的检验结果敏感地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因此本检验按以下法则选取滞后期：首先根据AIC和SC准则，在不确定情况下，根据内曼―皮尔逊（Neyman-Pearson）提出的似然比（L．R．）统计量来确定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充分反映了工具变量、中介变量及目标变量间层层推进的因果关系，并获得了通过单变量变动带动其他。首先，税收的变化明显影响基本建设投资，但对科研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国债的变化能显著影响转移支出、基本建设投资及科研投资。其次，转移支出变化能显著改变消费额及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支农支出及科研支出的变化能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3．协整关系检验

在确定变量同阶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确立财政政策相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确立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相关变量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的前提下，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变量（税收与基本建设投资、科研投资之间，国债与转移支付及基本建设投资、与科研投资之间，科研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等）之间在1%或5%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以上的协整关系。

然而，税收与转移支出、更新改造之间，国债与更新改造、支农之间及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支农、科研、净出口之间则不存在理论上的协整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

为说明滞后变量的变化和前一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对变量变化的影响，本文在此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回归函数进行误差修正。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是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且只能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根据表2、表3可得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从修正模型的效果看，滞后变量影响下的财政政策变量间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变量之间发生影响的深度却出现了变化：基本建设投资受到税收和国债的影响比较复杂，当期税收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影响为负向，而前一期税收的影响状况为明显的正向，在年度税收超收较大的情况下，税收对基本建设的正向影响在逐步减少；国债年度变化的影响效果非常相近，稳健型财政政策下的国债综合影响呈较弱的正向趋势；滞后变量对当期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科研投资受到滞后变量的正向影响；当期税收增长对科研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年度国债变化对科研投资的影响为正。在政府转移支出上，滞后变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也与中国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而年度国债变化对转移支付的影响非常微妙，在当前稳健型财政政策的框架下，国债对转移支付呈较弱的正向影响。在消费上，当期变量受到滞后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而政府转移支付则对消费呈典型负向影响，形成了替代关系，说明我国当前转移支付的水平并不高，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领域的补贴行为。虽然在函数关系上的表现不同，但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GDP存在的巨大惯性，滞后变量对当期GDP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从其他因素来看，当期、前期技术改造和挖潜投资都对当期GDP产生明显正向影响，年度科技投资和农业投资的增长对GDP有正向作用，政府的当期和前期补贴与转移支付支出都对GDP具有负面影响，而基本建设投资的过分增长开始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形成阻碍。为更好地判断财政政策工具的具体效果与影响，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做进一步的说明。

2．财政政策相关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本文首先假定具有符合要求的均衡经济环境，并保持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确立两个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对于税收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科研投资反映较为迅速，在第3期达到最大（0．006），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基本建设投资则对此反映相对缓慢，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后，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说明中国税收政策的效果是长期的和较有效的。对于国债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基本建设投资和科研投资的反映最为迅速，其中科研投资在第2期即达到峰值，随后进入波动期，说明我国科研投资的主体相对单一，政府投资占有较大的比重。基本建设投资则长期受到国债冲击的影响，且影响效果在逐步加强，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国债发行的建设投资的性质，也反映出我国国债发行的机制和结构中滞后变量存在显著影响。转移支付制度受到国债冲击的负面影响，且持续时间较长，说明我国国债发行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性的，投资地区的重点相对集中于发达地区。消费受到国债不明显的冲击，但持续时间较长，说明中国的国债开始成为居民重要的财产性收入，并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GDP受到基本建设投资冲击时反映较快，且在较长的时期内效果在不断加强，说明我国建设投资的主导地位仍较显著。GDP对转移支付的冲击反应较慢，效果也比较弱，在第6期达到最大后，迅速消退。面对农业投资的新息冲击，GDP表现出反向的变动，并且反向的效果逐步增强，说明我国的农业结构和农产品的市场结构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投资效率缺失。GDP对技术改造投资和研究投资的新息冲击总体反映不明显，细分来看，技术改造和挖潜投资对GDP的冲击效果较大，持续的时间较长，而科研投资则在5期达到最高值后迅速的衰退，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技术市场的发育水平不高，技术应用开发和规模化生产的力度不高。

四、开放经济下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上文对1978―2005年中国相关变量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开放经济下的我国财政政策表现为如下的效果和原则：

1．开放经济下中国实施财政政策总体是有效的

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相互之间因果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在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环境下，为了熨平经济运行的波动，可以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2．财政政策存在时滞，经济开放对时滞的影响并不明显

研究表明，无论是中介变量对于工具变量的反映，还是目标变量对于中介变量的反映，多数存在时滞。这明显增加了相机抉择的难度，从而也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

3．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存在明显挤出效应

在理论上存在相关性的一系列经济变量之间，实证结果却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如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支农、科研、净出口之间等等均不存在理论上的长期稳定关系，因此在中国现实经济运行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这对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效果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控制挤出效应，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应是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中需要着重注意的课题。

4．财政政策主要适用于经济周期性的波动

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对于基本建设投资和科研投资的作用都较为持久；国债对基本建设投资和转移支出的影响持久，但对消费的影响不明显并对转移支出有着负面影响；GDP与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投资有着明显的持久影响。其他工具变量对中介变量及中介变量对目标变量的作用均较为短暂，因此，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具有脉冲作用，如果措施适当，介入时机准确，则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平衡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改造投资和科研投资两项重要的长期支出对GDP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应着手解决技术研发和技术市场中的深层次问题，目前不宜将财政政策作为开放经济下经济发展的持久推动力。

5．财政政策的具体结构有待优化

中国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为刺激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施行多年，因此，此时配合经济运行调整的需要，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然而，即使对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证结果表明也存在施行空间。因为统计数据表明，税收与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之间，国债与更新改造、与支农之间，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支农、科研、净出口之间均不存在理论上的协整关系。这一方面是受到挤出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国施行稳健财政政策的结构可以进一步调整，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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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Validity of Chinese Fiscal Polic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pen Economy

ZHAO Guo-xu1，WU Hua-ming2

(1.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Beijing 100000, China;

2.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hesivenes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work performance ．Data collected from 532 employees from 123 different service work teams were analysed us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eam-level variables by Rwg．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OCB of work teams are related to work team performance positively．Further， work team cohesiveness can be used as an antecedent of OCB．Chinas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pen, and the implication of external economic factors on domestic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validity test variables of the fiscal polic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pen economy, this article insp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verall fiscal policy and the measures constituted using cointegration and causation test methods, and makes a conclusion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principle at this st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iscal policy.

Key words：open economy；fiscal policy；validity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