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构建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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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源于社会排斥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 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前者始于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对贫困以及剥夺概念的探讨，后者关注个人生存和发展能力，关注公平、正义等问题，关注人类福利的增长。我们认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在于消除贫困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使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都能参与经济增长并做出贡献，同时合理分享增长成果。
2009年中国东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比西部高出50%和87.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3倍多，其中，农村居民低收入户收入仅是高收入户的21%，城镇最低收入是最高收入的11%。可以说，巨大的人口基数，长期存在的二元式社会和经济结构，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包容性增长在中国更具紧迫性与特殊性。
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发展目标优先下的包容性。实现包容性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创新，使得被排斥的社会群体有更为公平的、均等地参与发展利益的分配，从而实现静态的包容性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增强被排斥社会群体和经济区域的能力，从而实现动态的包容性增长。以中国的现状和传统，人们更倾向于简单化地参与分配的静态包容性增长。而从长远可持续的观点看，政策和政府资源运用的基点应更倾向于动态的包容性增长。为此，我们认为能力构建是实现动态的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具体来说，应加大贫困者发现和利用机会的可能性，一方面提高贫困者对有价值的信息的感知能力，另一方面加强贫困者的资源获取能力。
产业集群是实现区域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工具
2008年我们与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RP）的专家一起合作研讨“包容性增长与国家创新体系”相关问题。2009年伊始，受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资助，浙江大学 “创新管理与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与印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CRP)合作正式承担了为期3年的“创新系统建设促进包容性增长：中国和印度欠发达地域的经验与启示”课题。随后又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列为2010年的国际重大合作项目。课题主要聚焦农业创新系统和农村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对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理，目前已对浙江、安徽、广东、陕西、吉林、广东等省的16个县及浙江省9个产业集群开展了实地调研。
我们认为，产业集群是实现区域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工具，且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浙江省诸暨山下湖珍珠产业集群为例，该集群从上世纪70年展至今历经了萌芽（1970-1989）、发展（1990-1999）、成长（2001-2004）、升级（2005-至今）四个阶段，政府在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就政策制定和角色定位做动态调整。在萌芽期，地方政府积极向中央呼吁取消珍珠统购政策，从而最终放开了珍珠养殖和交易限制，同时，在当地建立珍珠养殖培训中心，推动珍珠养殖技术的传播与扩散。在发展期，地方政府鼓励本地企业赴国外参展，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的力促下，国家放开了珍珠自营出口权，这使得众多珍珠加工企业得以绕开港澳商直接进军国际市场，在开拓了国际市场的同时又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回报。在成长期，政府推动农户进行科学养殖，鼓励企业开展质量体系认证，并下大力气进行区域品牌建设。在升级期，政府鼓励企业回归国内市场并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品牌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湖珍珠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中，政府从单纯的政策制定者逐步向区域环境的塑造者与引导者转换，有力的推动了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了区域的包容性增长。
几个政策建议
我们建议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首先，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增加经济机会。政府应消除市场失灵和制度障碍，完善相关法律，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完善提升竞争力。
其次，确保机会的平等获取。政府应提升贫困者的能力以确保机会的平等获取，提升手段主要为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同时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同时加快农村信息技术平台和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的建设，推动市场、技术等各类信息的扩散，降低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创业壁垒。
最后，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主要目的一是保证贫困者的最低消费需求，二是帮助贫困者最终实现脱贫。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都是不错的社会保障形式。
总之，政府应纠正市场、体制和政策失灵，消除社会排斥和不平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贫困者提升能力、参与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为那些因先天条件限制而致贫或确实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脱贫的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