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莫言:在苦难中诞生、成长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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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2004年出版的《旧“创作谈”批判》一书中的一篇文章《小说的气味》中谈到：“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2012年12月8日凌晨，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厅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讲故事的人》，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了一个“讲故事”的中国人如何在苦难中诞生，这是莫言基于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切身的文学经验进行的一次关于苦难与超越苦难的经典叙事。演讲中，除了最后一则“八个泥瓦匠”的古老传说被莫言用来表达自己被命运抛弃又被命运眷顾的感恩情怀而外，别的二十多则其身历其中的小故事描绘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生命与精神的成长历程。这些故事围绕“苦难”、“普世价值”与“超越”展开，讲述了莫言在苦难中对普世价值的接受，苦难中文学禀赋的孕育成长，直至最后实现对苦难的超越。演讲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简洁，以朴素纯粹的汉语向世界人民表达了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历史以及在苦难中坚守的价值观、精神追求与文学理想，寓意深刻，意义深远。一、苦难中普世价值的接受

莫言从迁移母亲骨殖时发现母亲已与大地融为一体开始讲述自己所受的普世价值教育，“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母亲作为一名农妇，是无数乡土中国子民中的一员，她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对莫言进行“大道无言”的道德感化与教育。莫言以七则小故事表现了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通过母亲传授给了儿子，诉说了中华民族道德与文化的内涵与传承的特质。母亲在苦难中向莫言传递的普世价值是爱人、宽容、慷慨、诚实、责任、善为至美、尊重知识。

儿时的莫言生活在“”遗留的后果之中。饿得无力的莫言到公共食堂去打开水，失手打碎了热水壶。热水壶是那个年代农村家庭为数不多的必须以货币交易的“昂贵”商品之一，可以想见幼小的莫言的恐惧，“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苦难之中的农村家庭对物的重视有时超过对人的重视，萧红在《生死场》中曾对此有惨痛的描写，但莫言的母亲原谅了儿子，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这种逃过一劫的幸运感使莫言领受到原谅的美好，领受到爱的美好。母亲制止儿子去报复曾经煽打过她的守麦田的人，使莫言领受到宽容的内蕴，母亲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苦难中母亲把自己的半碗饺子给了乞讨的老人，向孩子传递了对人要慷慨的信息，这背后其实就是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母亲因为“我”卖白菜多收了买白菜老人一毛钱而流泪，告诉孩子做人要诚实。莫言少年时代，母亲身患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莫言时时担心母亲因为毫无生的乐趣而自寻短见，母亲宽慰他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莫言由此感受到生的坚韧与责任。少年莫言常因相貌丑陋遭人欺侮而痛苦，母亲劝慰儿子：“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母亲以朴素而辩证的语言告诉了孩子美的真谛——善为至美。“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这是中国重诗书礼仪的传统在民间最本真的体现。尽管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母亲会满足“我”求学所需的花费，从不因孩子学习耽误了干活而责骂孩子，这种对知识与文明的尊重是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组成部分。

莫言通过母亲和我的这七则小故事，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人从传统走到现在的普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世界各族人民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息息相通。莫言通过这种讲述告诉世人“我”的体内流淌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精神血液，并且还将通过“母亲”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叙述情感质朴无华，没有半点雕饰与夸大其词，“我是我母亲的最小的孩子”这一充满温情的语句使读者联想起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所营造的对母爱深切缅怀的诗情与意象之中，具有隽永的文学与文化内涵。二、苦难中文学禀赋的孕育与成长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莫言演讲中引用的老子的一句话。这句话和演讲的最后所讲述的“八个泥瓦匠”故事都表达了莫言对苦难的领会。莫言的文学禀赋与成就都成长于苦难之中。他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所经历的从讲故事、听故事到写故事的三个阶段。

传统说书艺术激发了莫言讲故事的才能，这也是莫言最早的“文学创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贫瘠而困苦，精神娱乐活动极度匮乏。短暂集市迎来的说书人给了儿时的莫言无比的精神快乐，以至于忘记完成母亲分配给他的活计。母亲体谅了儿子的这一爱好。为了报答母亲允许自己去听说书的恩情与炫耀自己的记忆力，小莫言回家后向母亲绘声绘色地复述听来的故事。渐渐莫言不满足于复述故事，开始投母亲所好，添油加醋，改写说书人的故事，连姐姐、婶婶、奶奶都成了被吸引的听客，这种“文学创作”既带给母亲愉悦，又带给她无限隐忧，因为在母亲看来，这充其量体现了莫言会“耍贫嘴”，本质上是不务正业，不能成为谋生技能，也不符合她“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做人标准，母亲无法想象到这孕育了莫言的文学禀赋——创造故事的浓厚兴趣。由于贫穷，莫言小学没能毕业就辍学了，年幼体弱，只能到荒草滩上放牛放羊，这种被迫离群的孤独经验培养了莫言超常的想象力，“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这种苦难孤独中的想象力的培养成为莫言日后写故事必不可少的巨大的艺术才能。

莫言辍学后混迹于成人世界，和文学前辈沈从文一样，开始了从“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听故事”的漫长生涯。高密东北乡的民众都是故事高手蒲松龄的后代与传人，“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广博的现实社会、人生经验与乡土社会有神论的信仰所产生的对万物的敬畏感、神秘感与幻化感都成了莫言日后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资源、精神资源与艺术感觉的源泉。

青岛“游历”催生了莫言离开故土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强烈愿望，1976年参军入伍，离开“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离开”潜伏了莫言日后回望苦难、超越苦难的契机。超越常常来自于对深陷其中之情境的逃离与审视，没有这种空间距离的拉开，深陷其中之人很难获得审视与超越的视角，所以空间距离在某种意义上是审视与超越的必备条件之一。没有与故土的分离，“讲故事”“听故事”的莫言就不会成长为“写故事”的莫言。三、超越苦难

“写故事”使莫言慢慢从胶着于苦难走向超越苦难，催生着文学主体性的成长。莫言对文学创作模式与生命体验不断超越的历程就是对苦难不断超越的历程。1980年代初刚写故事时，莫言秉持的依然是建国后前三十年“红色”文学观念——“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文学主体性的缺失使他的初期创作“文学价值很低”。幸运的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浪潮与文学自觉意识潮流的洗礼下，莫言作为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确立，他摸索到了自己的言说空间——高密东北乡——莫言文学能够“安身立命的场所”，这来自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发。莫言不仅从两位大师那儿找到了自己言说的空间，也学到了新的言说方式，但不久莫言意识到必须对此再次超越——“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 莫言找到了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

莫言在对言说方式所进行的一次次超越的背后，蕴含着作家看待世界的视角的变化，包括看待苦难的变化。在一次次对自我所承受的苦难的重新审视与书写中，莫言获得了创作的至高境界——对万物的悲悯——对待每一个曾有恩于他或施暴于他或冷漠于他的生存个体。这种至高的悲悯使莫言和世界一流作家的精神与灵魂实现了共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莫言找到了自己的言说空间，找到了自己讲故事的方式，还找到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 “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莫言的“故事”发端于现实但超越现实、“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他写的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多灾多难的老少爷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但“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通过“讲故事”，莫言最终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莫言演讲在讲述个体苦难的同时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乡土苦难与民族苦难的烙印，他以对万物的悲悯、言说内心真实的勇气、勇于自责的反省精神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在“宇宙意识”这一“至高眼界”的引领下，关注“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书写人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成为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样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坐标点。这篇演讲达到了孔子所嘉誉的“文质彬彬”的境界，是莫言精神与创作成熟的质朴宣言。

莫言以“八个泥瓦匠”的故事结束了自己的演讲，表达了一位作家对命运感恩的情怀——被命运无情抛弃的人有可能是最被命运眷顾的人——这是对苦难的感恩——一种对苦难彻底超越的姿态，也显示出一个作家应有的谦逊的美德。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SJD750020）、苏州科技学院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309149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责任编辑

陈善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