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宛平 舒淇是我心目中的“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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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元旦，王宛平收到了一个大二女生寄来的卡片，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王老师，非常喜欢你的为人，纯粹，认真，为了自己心里的东西可以一直坚持……大家都很喜欢您。外表上我们是很闹，但我们的心里却是很真诚很用心地在听您讲课的。祝王老师能够一直拥有坚持自己内心的力量。”短短的几句话，让王宛平感动至今，因为有人理解她。

常常咬着牙写

坚持，在王宛平的生命中，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在今天能够有一方自己天地的人来说，坚持，都是难能可贵又极其重要的品质。

王宛平长在部队大院，父母都是军人，几位兄长也都相继进入了军营。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她独独热爱上了文学。15岁那年，应父母之命去当了兵。但在部队里，她与其他女兵所不同的是整天看外国小说。也从那时候开始她试着写些散文之类的文章。四年后，复原当车工，她还是没有忘记原本的文学梦，开始写诗，并在1977年参加了后的第一次高考，而以绝对高的作文分数进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但当年的优秀生们，后来都放弃了写作，只有她还坚持着。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负责报表，在那个年代，女孩儿有一份机关的铁饭碗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又求之不得的，但她觉得离文学太远，而天天想着调动工作，“平时抽屉里放着小说，下班也不回家，就趴在桌上写小说。”

1982年，她报名参加了文学讲习班，1985年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研究生，继续写作。毕业后，她留校任教至今，因为在大学教书，不需要坐班，所以她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写作。期间，她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和一个长篇，但却没有太大的反响。

2000年，有人找王宛平的学生史航写现代戏《曼谷雨季》，“他时间忙，就推荐了我”。就这样，王宛平拉着另一个同事，开始了她的编剧生涯。她签约了一家影视公司，写了两部反响还算不错的商业剧。随后，《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金婚》、《金婚风雨情》和《狙击手》让她晋升到国内一流编剧的行列，一个不经意的开始，却成就了今天的成绩。

然而，这一路走来，却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王宛平用“特别难”形容了当时的状况，那也是她写作生涯最为艰苦的一段时间，“写完了一个戏，本以为还会有人再找你，然后就没有了，消失了。这戏也没见播，合同签的特别霸王特别不合理，但是我没有办法，吭哧吭哧写了十集，然后对方说这项目下马了也没有钱，预付款还要收回去，后来好说歹说这几千块钱没有收回去。那时候根本看不到前途，真的觉得前途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200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找到了王宛平，让她创作一个关于文工团年轻女兵故事的电视剧，这就是后来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一听是关于部队题材，她推掉了另外一部戏、一口答应了，但她没有想到，这部让她成名的作品，整个过程会是那么艰辛。

她2002年11月初接手剧本，出第一稿也就用了半年多时间，可等到正式开拍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3月初了，跨了4个年头。期间换投资方，换导演，而每换一次导演就要改一次思路，需要全部再写一遍。剧组在北戴河开机后，王宛平还两次到拍摄现场改剧本，因此被圈内人称为“前无古人，估计难有后来者了，换另外一个编剧早就不干了”。

写作，不但是个脑力活动，还是一个体力活动，王宛平说，在她无数次被要求改动的过程中，饱受折磨，屡经摧残，没神经崩溃实属大幸。“老实说，写作过程中感觉幸福的时候非常少，还非常艰苦。这个艰苦一个是体力上很累，经常写到得病，得腰间盘突出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精神上特别烦燥，因为甲方的意见、导演的意见不断地参与进来，重复改的过程非常让人烦燥。常常咬着牙写。”

没有人性的观察，

走不了多远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芳草地，都有自己倾心想表达的东西，王宛平就曾经跟影视制作的专业人士探讨，她想写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故事，在一个大时代里的遭遇和际遇，但是遭到了对方的否定，因为知识分子题材太小众，没有市场。“比如当初《狙击手》其实是写一个知识分子的狙击手，但是收视率就是不行，就是不如写一个农村出来的农民狙击手。因为看电视的大部分人希望热闹，戏剧性强，比较简单一点。”这个时候，如果是早几年，为了生存，“给我什么我必须得写什么”。但是现在，王宛平希望能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尽量写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作品。

电视剧没有艺术剧，要平衡表达者的诉愿和市场的胃口既矛盾又不容易，长此以往，妥协也就带上了某种职业性。“还是觉得整个环境，对于收视率的压迫，我觉得挺紧张的。不是愿意不愿意，电视剧你必须得妥协。回过头看我以前写的散文，我觉得已经很遥远了，太个人了。现在成熟的编剧，像我已经十多年了，不太觉得妥协是个痛苦，就是一个职业的特点，必须得这样。我特别喜欢詹姆斯・拉斯特的一段话，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写的歌这么受人欢迎。他说：其实我写的都是我自己喜欢的，非常幸运的是我喜欢的刚好也是大众都喜欢的。我也希望做到这样。”

去年，盛情难却之下，王宛平接下了张爱玲名著《红玫瑰白玫瑰》的改编工作，为此，她谨慎又忐忑，“我也是张迷，最主要是因为张爱玲的东西改编出来肯定要被骂的，历来都是这样，一般人都是不愿意接。我实在是被投资方用了各种手段，非常规手段，弄得我骑虎难下。我们同行《中国式离婚》的王海使劲的说我，你为什么要接，你有原创能力为什么要改编，而且还改编一个张爱玲的，是不是太愚蠢了？没办法。”

摆在王宛平面前的课题并不简单。“现在我们的原则还是尊重原著，但是她的东西太少，两集都不到的量，至少要把它写成至少30集。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不光是编剧，还有导演和适合的演员还得找，红玫瑰，我第一个想到是舒琪，可舒琪根本不可能演，这也是特别为难的事情，演员要是不好，还是得骂吧。所以这个红玫瑰出来之后拜托大家高抬贵手，我们是多么的困难。”

为此，王宛平决定住到上海去写，虽然时代变迁，但她希望能身处其境，在老故事里找到彼时彼景的回忆和冲动。“反正得呆上几个月吧。因为要找找那个感觉，几天肯定是不行的，还要去看看资料。上海我真是太陌生了，很晚才去上海。但是我帮着高导写过四十年代的《纸醉金迷》和《新上海滩》。有一种感觉好象就会想通，那个年代更注重的东西反正跟现在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人好像写那个时代还是比较顺手的。”

写好这样的作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相当的文学功底还不行，王宛平认为，最主要还有对人性情感的把控。“决定一个编剧谁走得更远，就看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人性的观察，要是没有的话你就走不了。 还是一个思想深度，而且这个思考一定不能脱离大众，所谓的深刻也不能深刻到特别虚无的边界，得跟大众和主流的价值观不能背离。比如有的人就觉得《金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真是如此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写的是一些人生的东西。写这种戏一定对人生得有深刻的感悟，要不然就是看个热闹就过去了。”

现在的王宛平，写小说已经不复当年的闲情，电影剧本更靠的是导演的艺术，所以，坚守好自己的电视剧阵地，仍是她未来几年的主要工作内容，“现在一直也有人让我写电影，但是我一直也都不敢去接，说不定以后中途被人换下去，你看那些电影编剧都是七八个，一茬一茬被换下去，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费那么多时间，还不如写一个我能把握的很好的电视剧。”

母女搭档，行走天涯

与所有普通家长一样，让王宛平最骄傲的并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女儿丁丁的成长。丁丁处女小说《小牲口》，很多业内人士对丁丁的评价是“她的文学才华超过了她母亲”，对此，王宛平高兴地肯定：“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说。是，她的文学感觉比我好，就是阅历需要丰富些。”

丁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后期制作专业，中学时开始网络写作，目前出版的《小牲口》是关于校园暴力的小说。此后又执笔编剧了中国版《苏菲日记》，还把著名体育评论记者李承鹏的小说《你是我的敌人》搬上荧屏。所以，王宛平也感叹，“她肯定会比我好”。

王宛平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幸福是母女搭挡，行走天涯。母女俩一起创作了《金婚2》，王宛平透露，最开始她主动向片方推荐自己女儿，“她其实挺愿意写小说，写小说更自由一些。我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就想让她一起，因为她也比较感兴趣。谈情说爱嘛，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她也做不了。”

母女一起工作，女儿更多的时候是帮妈妈查资料、做助理。“我们一起聊大纲，大纲好多都是她写的，具体聊一些故事、人物细节什么的，她可以帮我分析，有时候僵在那了，她提供一些细节。”

一起工作之余，闲暇之际，她们最惬意的时光是一起读书。“阅读时间少多了，但是确实需要阅读，要不然没有感觉。” 小时候，妈妈是女儿的老师，会给她列一张清单，这是你要读的书，每一次，丁丁都会发现，妈妈要她看的书跟老师要求看的都不一样。而现在，但凡王宛平喜欢看的书，都是来自女儿的推荐。“比如，《少年泰漂流记》，一个小孩的视角，十六七岁的少年，是一个加拿大人写的，但是写的是印度。我觉得那个翻译得还不错。我现在翻译作品看得少，因为现在翻译不如以前的好，好多东西看两眼觉得文笔不好就放弃了。像我这样的大学学的是日语，不可能去读原文。”

从阅读上，王宛平也看到了女儿和自己的不同，她最喜欢的书是《三国演义》、《22条军规》，同时，也推崇张爱玲式的书，“我还是比较能文能武。她当然不一样，我20岁的时候是70年代，时代就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读的都是比较精神，我十几岁到二十岁之间最喜欢读的，是一本写一个革命者和一个贵族小姐恋爱的书，这两个人一辈子连手都没有拉过，直到死都没有在一起，但心里都有彼此。这和现在他们的观念很不一样。”

记者手记

写得比说得好，这是编剧王宛平对自己的评价。确如其说，王宛平不善言辞，回答问题，大多简短精炼，即使是她感兴趣的话题，她也没有夸夸的侃侃而谈。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她的努力配合以及尽可能多地回答的用心。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她从当上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的第一天起，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做老师。她常想象着自己像《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那样，一旦有一部小说一举成名，第一件事就是辞职。

由此可看，后来成为职业编剧，实为性格使然，心性使然。“我今天真的还是不想去做任何采访，剪彩，不知道该说什么，像咱们俩这样谈得还稍微深点，有点专业的还好点。其实我无所谓，像钱钟书说的吃鸡蛋何必要知道鸡长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