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与商贸服务外包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规模与商贸服务外包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以往服务外包决策的研究一般通过选取指标来构建决策模型，结果大多指标难以计量，只能进行定性分析。因此，试运用计量方法探寻规模与商贸服务外包决策之间的相关关系，以规模为主要变量拟合自营和外包的成本模型，再以成本最低为标准进行决策。结果发现，规模通过成本极大影响了商贸服务外包决策，不同企业在规模变化时外包决策也在变化，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来进行决策。

关键词：规模；外包决策；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63－03

商贸服务外包是将商贸环节视作非核心业务的企业外包给专业商贸企业，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治理机制。在商贸服务外包的浪潮中，人们渐渐发现外包并非适合所有企业，因而对是否外包的决策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相关研究理论主要有核心竞争力理论、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供应链理论，其中交易成本理论最为普遍接受。决策标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成本最低，另一类是核心竞争力最高。

一、理论背景

马祖军[1]基于价格合同的外包形式，构建了两企业的业务外包决策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证明存在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吴峰和李怀祖[2]构建了制作规范核心度和流失度为变量的二维外包决策模型，并对1 000个零件的外包决策进行统计验证了模型；王建军和杨德礼[3]结合层次分析法（AHP）和偏好顺序结构评估法，以管理、战略、技术、经济、质量和风险为评价准则，提出了信息系统外包决策的方法。以上研究思路大多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选取指标，然后构建决策模型，虽然为外包提供了决策的依据，但是大多指标难以计量，只能进行定性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的计量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多用于服务外包的定量分析。Williamson定义交易成本为达成和维持契约的契约成本，归纳了交易的三个维度以及三种治理机制，目前的交易成本定量分析大多在此框架下进行。David A Lesmond、Joseph P Ogden和Charles A Trzcinka[4]用LDV模型从安全产出中得到了交易成本，尤其可以测量零安全产出企业的交易成本；Eric T G Wang[5]从台湾的163家公司的生产、服务和财务部门的数据中得到交易成本，分析了声望、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在信息系统外包中的作用，认为资产专用性对外包还有促进作用；Benoit A.Aubert、Suzanne Rivard和Michel Patry[6]通过335家公司的调查数据分析了ITO，发现技术等级是外包的重要原因，而不确定性是阻碍外包的主要因素。

古典经济学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证明，规模与成本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Williamson[7]描绘了比较生产成本和比较治理成本的资产专用性曲线，认为资产专用性随规模增大而增大，规模较大时治理机制应由外包转为自营。科特勒[8]的经验分析发现，商贸服务外包的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增大，也认为规模较大时治理机制应由外包转为自营。但以往对规模与外包决策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且仅限于经验和定性分析。本文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规模与商贸服务外包决策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探讨外包决策的机理。

二、研究模型

在某种治理机制下，企业是相对稳定的组织，业务成本与规模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只有在同规模下比较不同机制的总成本，才能作出科学的外包决策。本文尝试用计量方法构建成本模型，拟合并验证规模与商贸服务成本之间的关系，预测得到在同规模下自营和外包两种治理机制的成本，并以成本最低为标准进行外包决策。

传统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大类。Williamson将交易成本定义为达成和维持契约的契约成本，归纳了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这三个交易的维度，其中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呈正比，交易频率与交易成本呈反比。而在企业边界的研究中，为了突出企业治理，Williamson将交易成本称为治理成本，分为企业内部管理的治理成本以及外部与承包商的治理成本。因此，业务总成本主要有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治理这三种成本。

用C1表示自营机制的总成本，包括内部的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以及外部与消费者之间的治理成本；用C2表示外包机制的总成本，包括承包商的生产成本以及与外部承包商之间的治理成本。外包决策本质上是这两类总成本的决策，C1和C2中较小者对应的治理机制更优。则有C=C1-C2，当C＜0时，自营机制更优，而当C＞0时，外包机制更优。

成本函数一般是指技术水平和要素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生产成本与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多以生产要素和成本为变量建立模型。由于本文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考察的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与业务规模之间的关系，故将规模的二次多项式模型C=aQ2+bQ+c作为基础成本模型，不仅表示了规模为零时的单位成本，也表示了单位成本随规模的变化的边际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业务成本与其一阶滞后项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故使规模用规模Q表示，业务流程的成本用C表示，u为残差项，得到（1）式的一阶自回归成本模型，其中c为边际成本，b为规模为零时的单位成本，c为常数项。

Cit＝aiQi2+biQt+ci+Cit+Uit i=1，2（1）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

杉杉集团在1999年之后将商贸服务外包，前后有明显的界限，而且商贸服务的相关数据在财务中具有明细记录，因此，选取杉杉集团的商贸服务外包为样本进行分析。财务中，销售费用科目记录商贸部门服务内部的一切费用，管理费用科目则记录企业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费用。取杉杉集团1995年12月至2009年12月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数据，总共有29组半年数据。

财务中，销售费用科目记录商贸业务流程部门内部的一切费用；管理费用科目则记录企业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费用，包括商贸业务流程的一部分内部管理的治理成本，以及外部与承包商之间的治理成本。取杉杉集团1995年12月至2009年12月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数据，总共有29组半年数据。

商贸服务总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ρ。由于ρ值的确定目前尚无科学的标准，本文取ρ为从0.1至1.0的十个分位数，得到商贸服务总成本的十个样本。其中1995年12月至1999年12月的为自营总成本C1，2000年6月至2009年12月的为外包总成本C2。取A股市场公布的营业收入数据代表规模Q，并取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商品价格指数，去除了C1、C2、Q中的价格因素，单位为元。

（二）逐步回归与检验

先以ρ=0.4时的样本为例，拟合（1）式的一阶自回归模型，之后再比较各分位数下的不同结果。

第一步，对C1、C2和Q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的样本序列都不平稳。

第二步，逐步回归与检验。计量模型中的Q2与Q并非线性相关，但还是显示出了多重共线性，影响了拟合结果。为了整体拟合结果最优，本文将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到最合适的方程。

由表2可知，各成本函数的拟合效果都较好，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但Q2变量和Q变量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其中含有Q2的函数方程的回归结果更优，于是确定将Q2和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回归与检验如下：

C1t＝9 119.13+1.004×10-8Qt2+0.68C1t-1（2）

R2=0.709 469 F=6.104 93 DW=2.485 945

C2t＝109 055.3+2.493×10-9Qt2+0.59C2t-1（3）

R2=0.857 892 F=51.313 73 DW=2.587 758

第三步，对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2可以看到，虽然C1、C2和Q序列存在严重的不平稳，但是对（2）式残差的ADF检验显示，在1.4%的置信区间内接受原假设，即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拟合达到协整。（3）式拟合也达到协整。（2）式为杉杉集团的自营成本模型，（3）式为杉杉集团的外包成本模型。

第四步，预测并比较同规模下自营和外包的成本。将外包期间的规模代入自营成本函数（2）式，得到同规模下的自营成本，与实际外包成本比较；同样将自营期间的规模代入外包成本函数（3）式，得到同规模下的外包成本，与实际自营成本比较。图1和图2显示了自营期间和外包期间内，实际成本与预测成本的变化曲线。

当分位数ρ=0.4时，如图1和图2所示，在自营期间，预测外包成本在1996年12月之后低于实际自营成本；而在外包期间，实际外包成本一直低于预测自营成本，而且从2006年6月开始差距拉开的速度越来越大。

第五步，令分位数ρ=0.1~1.0，考察十个不同的样本。如下表3所示，当ρ≤0.8时，杉杉集团在1996年12月后C开始小于0，应选择外包机制；而当ρ>0.8时，1997年6月后C开始小于0，应选择外包机制。杉杉集团在1999年开始才采取外包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杉杉集团的决策是对的，并且应该提早2到3年。

结束语

以往的外包决策研究大多是通过选取指标来构建选择模型，而本文通过计量方法拟合自营和外包的成本模型，再通过比较成本达成决策。证明了规模与商贸外包决策之间的相关关系，企业在规模变化时外包决策的变化不一样，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决策。

这种用计量方法定量进行商贸服务外包决策的方法还不成熟，首先数据的选取和处理受到了企业数据记录不全和划分不细致的限制，其次构建的成本模型还比较粗超，拟合的效果不太好。但相信这种运用计量方法，直接从成本结果出发的决策方法，为外包决策研究引进了一种新思路，随着企业数据的完善，也将为外包决策的实际运用提供更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马祖军.供应链企业业务外包决策模型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4，39（1）：34-37.

[2] 吴锋，李怀祖.基于核心制造规范的外包决策模型及实证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 2005，19（1）：34-40.

[3] 王建军，杨德礼.信息系统外包决策的AHPPROMETHEE方法[J].管理学报，2006，3（3）：287-308.

[4] David A.Lesmond，Joseph P.Ogden，Charles A.Trzcinka.A New Estimate of Transaction Cost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9，12（5）：1113-1141.

[5] Eric T.G.Wang.Transaction attributes and software outsourcing succ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theory[J].Blackwell Science Ltd，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02，12：153-181.

[6] Benoit A.Aubert，Suzanne Rivard，Michel Patry.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outsourcing behavior：Some empirical evidence[J].Information & Management，1996，30：51-64.

[7] Oliver E.William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aking Stock，Looking Ahead[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0，38：595-613.

[8]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80.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cale and the commer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decision

XIE Bi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llege,Changsh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4,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ervice outsourcing decision by choosing the general index to build a model, the decision of the indicators to measure, to conduct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refore, with measurement method test running consultation with the trade scale service outsourcing deci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to the scale of the main variables are to own and the costs of outsourcing models, with a minimum standard costs to make decisions. Discovered through a great impact, the cost of business service outsourcing, where different enterprises in the scale of outsourcing policy changes, also chang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o make decisions.

Key words: scale; outsourcing decision;trade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