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公司开到城中村去 城中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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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中村成为城市发展瓶颈时，
从八方涌来的打工者、沿街兜售廉价物品的小贩、四处拉客的摩托仔中，新增了发现商机的公司和意图染指的房地产商。
这个房间原来摆放的是麻将台和烟灰缸，现在却成了一个由电脑、8个监控电视、精致挂画、与美女管理员组成的办公室――在广州城中村棠下村深处，一间本来供房东打麻将用的一楼房间正悄然发生着功能的变化。这间房可以监控附件5栋出租屋的走廊和楼道，掌握100个房间的安全情况。走进这里，让人不相信这就是过去的城中村出租屋形象――那种可能有着白领、外来工、作家、杀人犯、混居的亲嘴楼。
一位来广州媒体实习的大学生，用400元的月租金住在广州的杨箕村。但她一个月后就回家乡武汉了，原因是楼下出了命案。“女人骂孩子的声音、下班的打工妹打工仔们的尖叫声、喝醉了酒的男人在门口发着酒疯骂着老婆用脚奋力地踢着门的声音……”老能听到牙刷敲击搪瓷口杯的声音，有洁癖的打工妹每天要刷上七八次牙，一切符合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对城中村的描述。
这样有着美女管理员的办公室，在广州并不只一个：它属于“大家物业顾问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在广州棠下、上社、同和、车陂等地的城中村，改建并管理80多栋出租屋。这件事情有公益意义――遇到了警察，他们称赞这样的做法“方便管理了许多”。上述城中村位于广州繁荣的商务区，附近的房子每平方米在8000元以上。而事实上，在这个通过重新装修和带有“物业管理”的房子，月租金只由原来的400元提高到500元。
“我们做的事情就和公交车加价一样，2元钱的空调车，比原来贵了1元。加得不多，总有人要坐。”据“大家物业顾问公司”的总经理胡盛华介绍，随着城市的发展，广州的城中村真正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通过原住民的入股、集体资产的分红，大部分原住民都已经搬到市区住，房子主要供外地人居住。而他们不过是通过对居住环境的改造，尽量将租金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提升上，协助改善城中村这个“公司”的面貌。
城中村的改造，消化或消灭
这是双赢的事，广州上班族多100元就可以获得环境改善，但深圳的上班族则可能要付出更多代价。在深圳蔡屋围，旧村改造工程拉开帷幕，上班族响应号召“移民”到桂园、湖贝、黄贝岭一带的村落，原本10平方米左右、600元一间的单房，不少涨至800元以上。在我眼里，城中村已经被一种精神力量抽象化了。一位住在深圳31区的青年这样形容自己所在的城中村。城中村的混乱在一些人眼中存在诗歌的性质――城中村是一个城市梦想的入口，外来工夫妻、歌手、剧本、记者、白领、行为艺术家入住又迅速离开，全因为这里低廉的租金。但现在，租金正在以不同形式提高，在各地城中村改造的争议声中，城中村特殊利益集团在变化。
――广州的城中村为本地人带来了分红。早在2001年，按照广州市政府的设想，广州市158个“城中村”要完成公司改制，30多万都市“农民”将成为公司股东。“城中村”撤掉村委会以后，组成股份公司，并按照《公司法》经营原来的集体企业和物业。公司按照完全股份制的形式，把原来属于农民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个人，集中经营，利润按股分红，原来的农民将变成企业的股东。
――郑州要消灭城中村。2003年9月，郑州市政府出台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规定》(试行)，以更大的力度对郑州市的城中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2004年年底，郑州市金水区张庄村通过村庄改造，成为“拥有201栋居民楼，规划百序、设施完善的花园式社区”，当中，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投资改造。
――深圳视城中村为发展瓶颈。2006年，金地集团承担开发建设的渔农村旧城改造项目，是深圳市福田区首个整体拆除重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山田厦新村的“宅基地人股”模式，通过村民以宅基地入股城中村改造项目并参与项目利润分配的方式，把村民个人利益与改造项目整体利益连接起来，而不是旧的拆迁补偿模式。
城中村的私人公司
158个城中村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司”存在于广州。城中村承担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原罪，对很多城市来说，如何消化城中村是一个持续到现在的问题：改造，或者消灭。城中村不少位于黄金地段，而城市发展中的自然改造、村民的自我改造、政府改造、资本的改造中，城中村出现了巨大效益――深圳有“宅基地入股”、西安市一度提倡“政府主导、以区为主、市场运作”的原则进行改造，城中村正开始吸引更多私人公司的参与，对抗城市的吞噬、遗弃，消解周边高楼大厦高级住户对对面有碍景观的破旧村落的不满情绪。
在深圳，已有专家分析出的具体数据显示，深圳市关内需要改造的城中村共计1亿多平方米，按照“拆一建二”的比例计算，建筑面积扩增一倍，城中村能供应出的房屋面积将达到2亿平方米左右，如果每年形成1000万平方米的新增商品房供应，将可供深圳房地产20年发展。如何改造城中村涉及利益、公平、规划、安置等问题，NGO组织、私人公司、房地产商都在打这些黄金地皮的主意，不管是成为“公司”的城中村，还是即将成为花园的城中村，都可能成为资本的游乐场。
情况在变化。禁摩之后，在广州房屋密集、街道狭小的城中村，出现了“和高尔夫球场一样”的、车身贴着各种广告的电瓶车――在混乱的城中村，1块钱就可以舒服地坐在车上，穿越整个城中村。在广州棠下，公司是谁办的，司机茫然不知；只有警察告诉我们：“不是政府、也不是街道，是私人的公司在做。”这些“电瓶车穿梭巴上”原来只是在城中村里到处穿梭，现在已经取代了摩托车，在广州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之一天河客运站一带，已经成为新的城中村和公共交通的接驳工具。
广州样本：城中村的利益集团
胡 斐
有人视城中村为城市发展的顽石，有人认为是一个香饽饽。抱着各种目的进驻城中村的小利益集团和组织，存在着选择：与小贩、打工者、摩托仔和谐共存，或是取而代之。
一个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商人算了一笔账，以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地带的城中村来看，如果一栋村民自行改建并出租的楼有6层高，每层有2间房，每间住2个人，那么整个棠下可能就聚集了至少20万外来人口。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他认为改造城中村这门“生意”受众之广，大有作为――可以把城中村理解为城市发展中又臭又硬的顽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却也可能成为一个财源滚滚的香饽饽，抱着各种目的进驻城中村的集团和组织，正在进行一场利益博弈。
NGO组织的人文关怀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是一个专门为打工族设立的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意为非政府组织)，目前总共有
110名志愿者，其中80多个是持有正规证件的义工。由于得到国外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他们联合了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及丹麦和挪威的两家建筑学院，在广州番禺的石岗东村里进行一个为打工者提供免费宿舍的项目。他们花600元从一个原住民手里租下一幢旧式的大房屋，但是内部没有任何装修，非常破旧，只有一些双层的铁架子床和一个新装的热水器，在那个被用来当作浴室和洗手间的房间，有一半的屋顶瓦片已经掉了，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房梁。卧室的屋顶看上去是好的，但当被问及下雨天是否会漏水时，统筹干事金石长说：“这样的房子年久失修，总有一些不是很牢固的地方。”由于始终没能碰见住在这栋屋子里的6个打工仔，所以也不知道他们住在这里是否舒适。
文书处理中心的总干事曾飞洋带着我们走街窜巷，他指着村落里地上的一些图画说：“这是1月9日那天，很多志愿者来我们这里活动的时候画的。”地上有一些原本色彩鲜艳的跳格子和小动物，但是没几天就已经被灰尘覆盖，曾飞洋说这是希望给村里的孩子提供一些公共活动的空间，但这终究只是看上去很美，与村民切身利益无关的努力，收效甚微。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试图用人文关怀，以石岗东村为试点，帮助住在这个村子里，甚至包括周围城中村的打工者能够有一个自身的觉醒，大家齐心合力共同改善居住环境，但是仅凭几个怀有一腔热血和爱心的发起者，加上100多名业余时间来帮忙的志愿者，终究力量绵薄。NGO恐怕是利益博弈中唯一一个两袖清风的团体，曾飞洋们的资金来源于国内和国外一些基金会的援助，金石长说，当有想法要办一些实事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资金上的问题，现在他们为城中村改造所能使用的钱，实在少得可怜。如果连自己的活动经费都很难保证，想要为城中村的居住者提供实质性的条件改善可谓难上加难。
小规模利益集团的内部改造
密码锁、围墙、彩色地砖、绿色盆栽、围墙内的小卖部、楼道里的精致挂画、房间内的瓷砖和简单家私……广州棠下，几栋连在一起的小楼被改造成一个微型小区，这片区域在显得脏乱的城中村中显得格外井井有条。“这个城中村里住的大部分是外地来广州工作的白领。”这项改造的总负责人胡盛华介绍说，“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比较高一些，但是城中村总会有一些治安问题和环境问题。”他们从房屋的硬件和软件上进行了两手改造，如果原来装修较好的房间，就配备床、热水器、写字台和宽带，如果内部结构很差需要改装的，一般一间房的改装费在3000块左右，多一点要6000块”。
“主要是管理。我们不仅提供安全和卫生，如果房间里的水龙头坏了，或者哪里出了问题，只要知会一声，立刻就会有人上楼去修，这一点很多高档小区的物业都做不到。我们的租户都是要用电脑登记的，相比起来，那些高档的楼盘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下出租，反而不知道里面住的都是些什么人。”
胡盛华说，自己的工作其实很像承包责任制，房东很乐意把自己的楼包租给他，街道办事处也满意，胡盛华“承包”的棠下30多栋小楼里，至今未出现一起刑事案件，“我计划在3年内收回所有投资。”胡盛华说，对资金的回报他并不担忧。
借助城中村的特殊环境盈利的小规模利益集团随处可见，在番禺的石岗东村，由于离郊区近，傍晚可以看到很多附近的农民挑着自家的蔬菜来村里卖。在天河南附近虽然聚集了像天河城、正佳广场这样的大型购物中心，但是想找一个修表的地方并不容易，MALL里只负责修理自己商场卖出去的手表，但是附近的冼村、天河村里，到处都是几块钱就帮忙换电池、换表带的小店。
“大家物业顾问公司”曾经建议一些NGO组织把外来打工者的家眷组织起来，形成一些小手工作坊，既可以帮助解决打工者的经济问题，又能够进行有序管理，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官员已经表示，会把这种想法列入工作日程。
专访建筑设计师、都市实践设计公司合伙人刘晓都
城市活力来自不同功能性的人群叠加
传统围屋具有一个很好的家族聚居的形式，是向心的，自成一个小社会，对一些外来的打工者来说，这里可以让他们感觉就像一个大宿舍一样。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近距离的生活，在精神交往的意义来说，这种方式比现在住的独门独户的单元楼要好得多。
我们设计这个围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那些低收入人群能住得起，外面做成花格墙，每家还有个阳台，也充分考虑到了私密性。这比现在好多公寓，每家每户都用一个像大笼子的防盗窗框起来要好得多，如果说围屋是把低收入人群框在了一个社区内，与外界脱离，那岂不是说住在加防盗网的住宅里也跟住监狱一样吗?
现在住宅都商品化了，实际上是提高了老百姓的居住门槛。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如此蓬勃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城中村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了居住条件，实际上扮演了低收入住宅区的角色。城市好比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完善的系统，大脑是指挥的系统；也有吃饭、生存的系统；当然也有排泄系统，排泄系统都是污秽的，但是如果没有它，这个人还能活得了吗?你不能因为这个地方很脏就把它去掉，不然高级的地方就会变得一片混乱，就是一片腐肉，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是必须要有不同层次的区域共存在里面，必须承认和尊重这个差异和分工。
举个例子，如果把深圳关内的城中村都拆了，建成豪宅社区，那么现在居住在城中村里的人肯定是住不起的，他们一定会迁走，不是住在大街上就得住到关外去。这就会形成每天有大量的人要从关外涌进来做工，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交通?就算能解决，这些人付不付得起这个交通费?从关外坐公交车上班，一天6块钱是最少的。深圳打工的人，每月工资有的就在1000块左右，如果这些交通费强加在他身上，一个月就要20％―30％的额外支出，他肯定受不了，那么就要增加工资，雇佣他们的人就要多出20％―30％的费用，整个城市的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或者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些打工者离开深圳、广州，去到其他的城市谋生，城市会出现民工荒，城市的运转会出问题，因为劳动力的平衡被人为打破了。我不相信政府会弄1000多台大巴每天运送这些人，再说了纳税人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啊?如果说要把城中村都拆除了，受惠的还是那些做开发的人，受影响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城市的活力就是从这种具备不同功能性的人群混杂、叠加在一起而来的。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一个肥沃的土壤肯定是由不同的腐殖质叠加在一起，种子才能健康地发芽，长成大树，甚至形成森林，这还是一个生态的丰富性的问题。城中村的确是藏污纳垢之所，但同时也是维持一个城市运转的必要因素。
住在城中村里的人的快乐程度并不比住在高级公寓里的人差多少，住在那里面其实非常方便，具备一个城市应该有的感觉，只不过现代人在公寓楼里住惯了，他已经忘掉了自己可以那么去生活。(采访／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