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呼唤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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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热，招生腐败，供孩子上学就像赌博，好学校集中了更多家境好的孩子……教育，这一被公认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武器”，正在成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不公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谈论和抨击的一个焦点。其实，这个问题多年来就是媒体报道和百姓议论的热点。因为它与每个家庭的利益关系太直接；因为它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对社会的和谐影响太大。

教育不公，愈演愈凶

综观目前的中国教育，不公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

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长期以来，国家在进行教育投入时，比较注意向城市倾斜，而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农村，得到国家的教育投资相对较少，农村孩子的入学率、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孩子。1999年全国5721．57万名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生占57．2％，13547．96万名小学生中农村学生占80％，但直到2002年，农村在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资中只获得23％。根据《中国教育报》去年夏天对174个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重点中学教育与一般中学教育的不公平。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也有天壤之别：重点中学的校舍金碧辉煌，普通中学的校舍破烂不堪；重点中学的教师月收入有的好几千元，普通中学的教师月收入一般只有几百块钱。因教育不公导致的择校成风，更加剧了不公程度。喊了无数年的“就近就地入学”原则，形同虚设；有关部门作出的“尽力尽快缩小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之差距”的承诺，到现在依然是空头支票。

高考录取线的不公平。2003年教育部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时，北京市的毛入学率达49％（2004年达到52％），而云南省2003年的毛入学率仅8．64％。2003年，北京市共有9万考生，但北大、清华共分配给北京市1112个招生指标，81个考生就有1个能上北大、清华；而有50万考生的河南仅得到168个招生指标，2976个考生才有1个幸运者能上北大、清华。2001年，山东青岛3名女生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但因种种原因，这次状告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最近，不少地区比如上海开始单独命题高考，各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之差将被掩盖。按户籍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这一政策充当了“马太效应”的放大器，背弃了公平原则。

教育腐败加剧了不公平。教育乱收费与教育腐败问题密切相关，人情、金钱、权力，都可能蒙蔽招生人员的眼睛，导致严重的招生不公平。

“优生”与“差生”受教育的不公平。教育本应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然而现在有不少学校的教师，只愿当“伯乐”，不愿当“园丁”，对所谓的“优生”捧着护着，对“差生”批着骂着――这就是对学生受教育权利，甚至是对学生人格的不公平！这些年来，一些重点高中为争夺优生，使出了“免学费、补贴生活费”等诸多不公平的手段，致使争夺优质生源的大战愈演愈烈，名牌高中的生源越来越优，一般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差。

还有，贫困家庭子女和富裕家庭子女受教育的不公平，男童教育与女童教育的不公平……诸多不公平，使教育不公的现象积重难返。

几种意识，影响不公

几种意识的缺乏，影响着教育不公。

一是没有意识到政府资源应向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板配置。经济学中有一个“木桶理论”，决定木桶盛水量的，不是围起木桶最长的那块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这一经典理论同样适用于教育。政府资源应优先投向最薄弱地区，向木桶最短的这块板配置。道理非常简单：一只木桶的盛水量，是由最短的木块决定；一个民族的教育要整体发展，必须改善薄弱地区的现状，否则就是畸形，是跛子，永远跑不快。

二是没有意识到排序问题比有钱没钱的问题更重要。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边是GDP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另一边则是教育界总在哭穷。这主要是个排序问题：我们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我们是把公众教育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精英教育放在第一位？我们是搞“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是搞“基础教育大众化”？我们是对重点校锦上添花还是对贫困校雪中送炭？

三是没有意识到“放水养鱼”比打造“小宝塔”更重要。过去，人们经常以集中优势力量办学、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采用精英模式（重点学校制度）的理由，认为由此可以很快打造大量的“小宝塔”式的人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少年班曾经如火如荼，但人们很快意识到，采取这种方式是很难培养出真正优秀人才的。更好的选择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均衡的、开放的成长环境，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最优秀的人才在哪个地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能享受比较均衡的教育，就有可能为优秀人才的成长提供一条公平的起跑线，因此“放水养鱼”比打造“小宝塔”更重要。

四是没有意识到多办公平的教育就可少盖大量的监狱。教育失败、人口素质低下造成的社会成本剧增现象随处可见。说小的，请看看，为了防止国人乱穿马路，不知有多少万吨钢铁被制成隔离栏杆，放到城市马路中间；说大的，请听听，有多少罪犯在感叹“我要是多读点书就不会这样了”！多办公平的教育就可少盖大量的监狱，这话虽然很刺耳，但说的是真理。

五是没有意识到教育不公平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公平的教育可以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有一个正常流通的渠道。换句话说，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中层乃至高层。这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前提：人只要还有希望，就可以忍受现实的种种苦难。

解决不公，任重道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基础之一，优先发展公平公正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安定和谐之本。在公平、效率、自由等重大教育政策目标之中，教育政策应把公平作为基础性的政策价值目标。

具体地说，要实现教育公平，我以为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大国家财政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投入，公平分配义务教育资源，而不是现在的“肥了城市瘦了农村”、“胀了重点学校饿了普通学校”。例如，应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财政部门主要按学生人数进行财政拨款，让那些长期缺钱少粮的学校首先得到实惠，完善教育设施，提高教育水平，进而增强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信心。

其次，建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这样的利益平衡机制还是社会和教育的“安全阀”，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平政策的产生。

第三，当务之急是尽快实行、落实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行性上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这一重要决定可谓解决了中国教育不公的当务之急：义务教育有望全部免费。尽管离最终实现全部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终究上路了！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