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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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我采访“死磕派”代表杨学林律师，文章《死磕派不是瞎胡闹》作为封面《事件律师》的其中一篇，发表在本刊10月号上。未料想，这篇仅5000余字的文章，在网上引起不小的反响。仅在本刊新浪微博上，阅读量就以万计，转载近300，杨律师也在自己的微博和博客上转载此文，转载量过千，其中不乏“法律大V”陈光武等人的再转载。文章以裂变的形式传播开来，数量巨大难以统计。

抛开转载量不谈，关于“死磕派”到底如何定义，“死磕派”办案的技巧，“死磕派”对现今司法的影响……在网上亦讨论迭起，不一而足。这篇文章能够得到关注，一是因为“死磕派”确实是十分受到关注的一个群体，争议重重而没有定论，二是杨律师本人在新浪微博的力量也起到了作用。

我与杨律师结识于2009年，当时他正为三鹿毒奶粉的受害儿童维权，颇有名气，我刚刚入媒体一行，新手一名。还记得当年的见面是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麦当劳里，因着离他调查的地方近，而我又方便坐地铁罢了。杨律师穿着朴实，言辞真诚，就着我不下40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一一道来，毫无不耐，而且坚决不跑偏，以致我深夜撰稿时有一种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后来虽无业务上的往来，却一直关注着他，杨律师在成为“死磕派”人物以后，通过网络引起社会对公众事件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尤为醒目。条例清晰、有理有据、善于与媒体合作、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私心说来，杨律师这样的应能列到最受记者欢迎采访对象榜首。

不过，这样的采访对象可谓可遇不可求。我从业五年还算新人一枚，查询联系人名单之后却发觉，采访的对象也超过了400人，而如杨律师一般的，不超过二十人。很多采访对象或者语焉不详，或者逻辑混乱，或者自说自话，往往聊上2个小时，才能逐步将采访理清脉络、引回正途，不过这种情况有耐心就好，无伤大雅。部分采访对象上来先轻慢你的工作单位，再用一套英文缩写的专业词汇砸昏你；部分采访对象将你的稿子改得支离破碎，仿佛不按照他的意思就坚决不能发表，才让人头痛。

有时也想，如若采访对象都如同杨律师一般，在完美接受采访之后，顺便帮我们增加下曝光率可真遂人愿。不过转念又想，“搞定”采访对象，本就是记者工作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如若各个采访对象都是满分，我们记者的工作岂不毫无挑战性和成就感可言，又如若各个都可成为有影响力的自媒体，那我们记者更该无路可走，乖乖回家吃自己去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