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洛维夫人》中的观者与被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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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黛洛维夫人》改编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同名小说，自1997年上映至今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目前尚缺乏从凝视理论视角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本文应用凝视理论分析《黛洛维夫人》，探讨影片中观者与被观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展示在凝视中所蕴涵的性别意识、种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探讨权力关系在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的运作过程，并揭示被观者在反凝视的过程中颠覆父权文化、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的途径。
[关键词]《黛洛维夫人》；凝视理论；伍尔夫；权力
根据弗吉尼亚·伍尔夫的（Virginia Woolf）《黛洛维夫人》（Mrs.Dalloway）改编的同名电影自1997年上映至今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纵观国内外评论界对《黛洛维夫人》的研究，大多是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等视角进行的，目前尚缺乏系统的从凝视理论（gaze theory）视角对其进行的研究。
凝视理论一般被认为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由观者和被观者构建成一对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观者处于上位，享有“看”特权，并在“看”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置，而被观者处于下位，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遭受“观者的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陈榕，349）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依据边沁的全景敞式结构的现代监狱模本指出：“观看/被观看被有效地统一在一起：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福柯，227）在人类社会这个微观的权力空间中，观者运用一整套规章、制度、法典、监狱、审判等手段对被观者进行惩罚与规训，使权力能够直接贯彻到被观者个人、身体和日常行为之中。
作为一名“一生对社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极感兴趣”的“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杜志卿，46）伍尔夫在《黛洛维夫人》中从女权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冲突等视角展现了观者与被观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探讨了观者是如何运用微观权力对被观者进行规训与压制以及被观者是如何抵制来自观者的权力压制，并最终是如何颠覆视觉中心主义下的父权文化、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的。
一、凝视理论下的性别意识
在电影领域，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在《观影与叙事电影》中运用凝视理论开辟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先河，揭示出电影中隐藏的父权社会无意识的存在。马尔维指出，女性是满足窥视欲的客体，是女性把自己变成一个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而男性则是目光的拥有者，是观众认同的对象。这种性别关系体现在电影机制中表现为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男性观看/女性被看，同时女性被观者也试图颠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构建自身的主体身份，从而最终“实现男女多元共生、和谐平衡”的理想。（朱海峰，113）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伍尔夫在《黛洛维夫人》中展现了在父权凝视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女性颠覆男性的主导地位的过程。女主人公克拉丽莎（Clarissa）每次见到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特（Hugh Whitbread）时，总会莫名其妙地想到自己的帽子，从而产生一种清晨不适合戴的念头。在这位男性权威的凝视下，克拉丽莎“总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有点儿女学生气”。（伍尔夫，4）但她又立刻试图颠覆休所代表的男性观者，指出休故意“挺出他那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倜傥非凡的身躯”的举止过于做作，并贬斥其在宫廷的角色只是一个跑腿小吏。克拉丽莎也渴望男性观者对她做出正面的、肯定的、赞美的评价，因此她总让前男友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把眼镜戴上，看她一眼。但彼得却称她为“地地道道的主妇（她曾为此在卧室里哭泣），还说她天生具有这种平庸的气质。”（伍尔夫，5）克拉丽莎反抗了来自彼得凝视下的女性角色，指出彼得试图把每件事都摊开的婚姻观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因此她认为没嫁给彼得是一个明智之举。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现象之一的女同性恋运动也是伍尔夫关注的对象之一。伍尔夫本人就是一位同性恋，与姐姐文尼莎·贝尔（Vanessa Bell）、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戴姆·埃塞尔·史密斯（Dame Ethel Smyth）等多名女性保持同性恋关系。伍尔夫无论是在小说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都声援女同性恋运动，并向传统男性权威发起挑战。在《戴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与同性恋好友萨利·塞顿（Sally Seton）都怀着改造世界、颠覆传统男权文化、建立一个废除私有财产的社会的梦想。萨利身上富有鲜明的女权主义精神，她没有把采摘的鲜花放到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花瓶里，而是把花朵摘下，放到象征女性性器官的一个个水碗中，使其在水面自由漂浮，借此来挑战男性的主流文化。萨利有次洗澡时光着身子沿着走廊跑去拿海绵。老女仆埃伦·阿特金斯（Ellen Atkins）看到后就到处嘟哝，“要是给哪位先生看见了可怎么办？”（伍尔夫，31）克拉丽莎的父亲也嫌萨利不注意修饰。尽管克拉丽莎与萨利都试图抵制来自男权观者对自己的凝视，但终究被这种凝视所包容，并直接对她们的个人和日常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致使克拉丽莎嫁给议员理查德·黛洛维（Richard Dalloway），萨利嫁给农场主，成了五个孩子的母亲。
二、凝视理论下的种族意识
凝视理论中不仅蕴涵着性别意识，同时也蕴涵着“种族意识”。（陈榕，359）种族意识是通过他者的凝视渗入到个人的身份建构中的。当殖民者遭遇他者时，总是试图通过凝视的手段来对他者进行贬低，从而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而殖民者所谓的他者通过殖民者的凝视认识到自身的肤色，并为此感到自卑，从而使他者丧失了主体性，变成了“种族刻板印象的表征：丑陋、笨拙、缺乏道德感，甚至还吃人。”（罗岗，213-216）
伍尔夫在《黛洛维夫人》中展现了殖民者对他者身份进行歪曲的事实。彼得是一位刚从印度返回的殖民官，到达伦敦后才意识到了英国才是世界闻名的典范，认为伦敦的效率、组织与服务公众的精神比东方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而印度相比之下是一片落后、愚昧、未开化的不毛之地。当彼得告诉克拉丽莎他爱上了一位印度姑娘时，克拉丽莎却贬低了这个印度女人，认为彼得受到了妖魔的摆布。她甚至认为那个印度女人一定奉承彼得，欺骗他，愚弄他，并把印度女人过度概括为一群“愚昧、标志、脆弱的傻瓜”。（伍尔夫，6）另外一位殖民者布鲁顿夫人也被视为大英帝国文明的捍卫者，支持大英帝国对其他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进行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对他者的这种刻板性的凝视使他者形象被故意地赋予了丑陋、愚昧的形象。
英国殖民者还把他者的涵盖范围扩大到那些来自非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身上，强行地给他们贴上他者的标签，并在凝视的过程中对他者进行贬低、物化、嘲讽，但这些所谓的他者也试图挑战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凝视目光，颠覆大英帝国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观念。《黛洛维夫人》中的基尔曼（Kilman）小姐具有德国血统，在德国度过了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她由于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说所有的德国人全是坏蛋，因而被英方学校开除。在克拉丽莎的凝视下，基尔曼小姐常年穿着雨衣，穿戴不招人喜欢，穷得不成样子，而且还“粗笨、难看、平庸，既不仁爱，又不风雅”。（伍尔夫，121）同时，基尔曼小姐也挑战来自克拉丽莎的凝视目光，认为克拉丽莎就是一个“傻瓜！！你既没吃过苦，也没享过乐，你只是白活了！……要压服那女人，要撕下她的假面具”。（伍尔夫，121）因此不难看出，殖民者在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凝视过程中为后者贴上愚昧、残酷、笨拙的他者标签，同时这些所谓的他者也在回击殖民者的凝视过程中把殖民者进行了他者化，也为殖民者贴上了傻瓜、、伪善的他者标签。
三、凝视理论下的阶级意识
凝视中除了蕴涵性别意识和种族意识外，还蕴涵着阶级意识。正如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中所言，“伍尔夫的小说关注的焦点是英国不同等级之间的界限。”（Zwerdling，89）
在《黛洛维夫人》中，患上“弹震症”的赛普蒂默斯（Septimus）从精神病医生威廉·布雷德肖（William Bradshaw）的凝视中感受到了规训的力量。代表统治阶层的布雷德肖医生自认为能洞察患者的内心，将赛普蒂默斯的病因归为丧失平衡感，开的药方是“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接受他的平衡感——如果病人是男人，就得接受他的观点，如果是女人，就接受布雷德肖夫人的观念（这个贤妻良母绣花，编织，每星期有四天在家陪伴儿子）”。（伍尔夫，95）布雷德肖医生诊视病人是否疯癫的标准就是观察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而治疗的手段就是对病人进行隔离、排斥和镇压，直到病人要么接受所谓的文明准则，要么自己结束生命。最终赛普蒂默斯选择了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挑战了上流社会所宣扬的平衡观念。
停留在邦德街上的皇室汽车可以看作一座全景敞式监狱，汽车里面的神秘人物能观看外面的一切，但不能被观看，而外面的人却受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凝视的影响，感受到了来自于这神秘凝视的无形力量。人们看到汽车后，不知道汽车里坐的到底是谁，是“威尔士王子？是王后？还是首相？是哪个人的面孔呢？谁也说不上”。（伍尔夫，12）人们都顿时挺直腰板，手也不再放到背后，准备好为王室效忠，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像前辈一样在炮灰下牺牲。人们一想到王室在凝视着他们，就激动得两腿发抖，自认为王后在欠身致意，或者是王子在敬礼，他们感觉到了受到上帝的恩赐，准备随时为大英帝国献身。
总之，伍尔夫在《黛洛维夫人》中不仅展示了观者与被观者的两元对立关系，而且还展示了在凝视过程中所蕴涵的性别意识、种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伍尔夫试图批判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探讨了权力关系在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揭示了被观者对观者凝视规训的颠覆与反叛。
〖HJ1.55mm〗[参考文献]
[1] Mulvey Laura.Film and Visual Pleasure[A].Gerald Mast，Leo Braudy，Marshall Cohen.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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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志卿，张燕.一个反抗规训权力的文本——重读《达洛卫夫人》[J].外国文学评论，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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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岗，等.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13-216.
[7]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8] 朱海峰.论《钢琴课》中的性别政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
[作者简介] 杨静（1982— ），女，吉林长春人，硕士，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