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钢院士坦陈中国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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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裴钢说，现代基础研究的特点是科学与技术间有更多的交叉，科学、技术与社会间有更多的合作和竞争，科学和科学团队日益全球化，而政府的支持是关键因素。他指出，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1991年到2001年，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平均每年增加22．3％，2001年经费是1991年经费的6．48倍。我国基础研究人数为7.9万人，占整个研发队伍的8．3％，但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近10年来，我国科学家在SCI收录的期刊上的数量大幅增加，排名从1994年的第15位升迁到2002年的第6位，但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与国际平均引用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裴钢认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有四个方面：即将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与国家利益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训练和吸引世界级的科学人才；实施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基础科学的基础设施；培育适当的文化环境。首要任务是确定基础研究前沿的最优先发展方向和领域，其次确定基础科学学科的部署。

纯基础研究和国家利益基础研究

裴钢认为，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分为纯基础科学领域和国家利益需求的领域。确定纯基础科学前沿的标准是：对基础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潜力，比如特有的资源或地理优势；交叉学科和新研究领域的潜在生长点。为国家利益需要而确定的基础科学前沿的标准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战略有长远和广泛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可能会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瓶颈障碍的问题能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的联系，提高国际间竞争力。

根据以上标准，在中国，纯基础研究最优先发展的领域有7方面，即生命过程的量化研究和系统集成，未来信息科学的量子控制和基础；物质的基础结构、大尺度的物理定律和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核心数学以及数学与科学技术间的相互作用；地球系统、资源、环境和大灾难事件相互作用的过程；创造和转化新材料的化学过程；凝聚态物理和量子工具的研究。国家利益所推动的最优先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也有7个方面，即重要农产品的功能基因和分子遗传改造；人口和健康的基本问题，提升和最优化传统材料、设计和开发新材料；复杂系统的灾难性事件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预测和控制；极端制造的科学基础；太空技术中多尺度、多领域的集成和复杂非线性动力学问题。

从大范围来看，科学学科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交叉领域三大布局构成。目前在中国最优先发展的基础科学领域应该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物科学：应用科学领域应该是信息、能源、材料、空间、环境、农业、健康、海洋和工程学，交叉领域则应该是心理学和认识学，以及管理和经济学。

经费、人力、管理水平均需提高

裴钢认为，首先应增加研究经费的投入。目前我国的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1．5％，在2005年～2010年间，这个比例应该增加到2％，在2011年～2020年间，这个比例应增加到2．5％。目前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为5％，这个比例在2 2005年～2010年间应增加到10％，在2011年～2020年间应增加到15％。其次，在中央政府作为基础研究经费的主渠道以外，还应积极拓展来自地方政府和社会基金会等的多种渠道。第三，最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的格局，基础研究经费分为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竞争性经费包括由兴趣所趋动的项目以及由目标所趋动的项目，而人力经费和设施平台经费则属于非竞争性经费。

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大约有87．8万人从事研发工作，其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数占8．3％，关键问题是首先要提升基础研究人员的质量，培养和吸引天才的科学家并形成研究团队；其次要提高基础研究设施的质量，主要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室、大型科学设施、图书馆、网络和信息平台等的建设；第三，基础研究的经费由人员经费、项目经费和设备费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经费的恰当比例应该是人员经费占37．5％，项目经费占37．5％，设备费占 25％。

科学管理则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宏观方面是指从国家层面提高管理水平。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一般有三个层次，国家级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以及实施基础研究的行政管理部门，而我国只有上下两个层次，缺少国家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这一中间层次。微观方面则应改善评估体制，在评估中强调竞争优胜制，采用更好的方法来评价交叉学科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通过中央政府来加强顶层设计和国际间的合作，鼓励国内的科学家与外国同事的合作，为国外的科学家和学生到中国工作和学习创造更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