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职业学校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我把种子播在大学围墙外的沃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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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初中毕业后，有本事的考重点高中，将来奔大学；成绩一般的考普通高中，奔张毕业证书；实在不行的，才报考职业学校。我以为，这种说法纯粹是把升学看成是“找饭碗”。我奔职业学校，有自己的想法。

记得去年五月报升学志愿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两份招生简章：一份介绍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另一份介绍中专、中技。我看老师手里还有一份，就问：“这份是什么？”老师说，是职业中学。我说，这份也给我看看吧。当我从中看到“北京法律职业中学”的校名时，便把其他的招生简章都扔到一边了。在报名表的“第一志愿”里，我工工整整写下这所学校的名字。

我对司法、公安的兴趣，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小我对小说、电影里描写的侦察英雄、检察官、审判官、律师，就很佩服。刚直不阿的海瑞，勇敢机智的杜丘，为民申张正义的包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从报上看到北京成立了“法律顾问处”，就想，这回可找到老师了。我琢磨了好几天，终于给他们发出了第一封信。我请他们告诉我：怎样才能做一个好法官？几天后，当我拿到盖有大红印章的回信时，别提多高兴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开始悄悄“打基础”：为了积累材料，《中国法制报》一创刊，我就预订了一整年；为了丰富法律知识，我向人请教什么是诉讼法？劳动教养到底是行政处分还是刑事处理？……为了锻炼口才，我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还得了三等奖；为了增强自己的胆量，我主动要求住在学校，协助保卫工作。

父母看我对司法工作着了迷，整天象个小警官似的，他们打心眼里不乐意。父亲说：这行靠的是一张嘴，你应该学习真本事。母亲说：这行太危险，来个运动，首先是公检法。但我的父母还是明智的。当他们在我的书桌上看到订得整整齐齐的《中国法制报》和一摞我与“法律顾问处”的来往信件时，父亲悄悄对母亲说：“让儿子走自己的路吧，只要是他喜欢的工作就一定能干好！”报升学志愿前，我和父母商量说：这所职业学校开设的专业课和大学法律系的课程基本相同；我打定主意，不想再考高中，现在就专攻法律。父亲没有阻拦我，还三次去这所学校为我详细了解情况。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书（这是一所重点学校），这里的老师和校长也很了解我。我做过中队长、班长、学生会副主席。当我离开景山学校的时候，老师们看我考进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也从心里高兴。

法律职业学校的领导是有事业心的人。为了把我们第一批同学培养成司法战线的合格人材，学校从各方面考虑，为我们扎扎实实地打基础。专业课（四年里要学15门专业课）请了最有经验的律师讲；定期让我们到法庭旁听审理案件；为了培养从事专业工作的素质，还积极想办法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文字表达能力。在这所学校里，我真是如鱼得水。老师告诉我们，我国法制工作还很薄弱。在日本，每10万人中，有20—50个从事法制工作的人，而我国只能达到1.9人。为了把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管理好，司法工作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如果说过去想当法官是出于兴趣，那末，现在我是想为祖国的法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现在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因为我在法律职业学校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