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友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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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日,心中跳跃着小小惊喜:“惠普400”协议草本出炉了。

很遗憾,我感冒了,有点发烧,但实在没工夫搭理这小病,谈判已进入最关键阶段,我得全身心投入筹备和战斗。

10月6日,嗓子和呼吸道疼极了,浑身烫得仿佛快被蒸熟似的,熬不住了,到医院一检查――肺炎。病来得太不是时候,躺在病床上,我默默整理资料,心中充满愧疚。

10月8日下午,我不带一丝病容,昂首走进会场。谈判从2点开始,整整进行了9个小时。整个过程中,全身不停地冒虚汗,大家的心都为我紧紧揪着,担心我撑不住。

深夜11点,惠普谈判团走出会议室,我腿脚一软,瘫在椅子上,幸福却像春天的鲜花,一朵接一朵在我心中绽放。

谈判非常成功!10月9日,双方正式签约。

我感谢我们这个招商团队,每一位战友都像我一样能扛,惠普、富士康能落户重庆,第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勤”。

仅仅是为了争取惠普高层见我们一面,在三个月里,我们就发出了数千封邮件,有位战友一人就发出了1800多封邮件。

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能“说”――英语对答如流。

在我跟惠普高层的接触中,通了600多封邮件,都是用英文进行交流的。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我也全部使用英语交流。熟练的英语表达,让我们在谈细节的时候,能够抓住要害,大大提高了谈判效率,这也是获得对方青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能“算”――懂得成本核算。

在和外方谈判中,他问你开什么条件,你只能说一次,他听了之后不吭声,最后会比较很多地方开出的条件究竟哪里最好,这要求我们必须要懂成本核算。

与惠普进行谈判前,光是成本核算,就花了200来人两个多月时间,20多次易稿,内部人员戏称是“从0.1版本升级到2.0版本”。最后,惠普全球执行副总裁托德对这个成本方案竖起大拇指:“比跨国公司做得更出色。”

第四个原因在于我们永远不说“NO”。

正如托德对我们的评价:“你们非常有创造力,高效、务实,遇到任何问题,都不会说‘NO’,而是积极想办法解决。”

比如,惠普提出希望我们想出解决物流问题的好方案,尽管这让我们头疼不已,但我们没有说“NO”,而是绞尽脑汁想办法,与成都铁路局共同探讨,终于创新出“铁海联运”方案,将惠普外销产品到达上海港的时间,从六天缩短至两天,这让托德感动不已。

第五个原因在于我们很“狼”――创造了“狼式招商”模式。

到处嗅、扑上去、死咬住、拖回来、吞下去――“狼式招商”是我们这次招商的一个重大创新。

到处嗅,就是到处嗅各种情报和信息,这让我们比其他城市先获悉惠普要建“惠普400”电脑基地的消息;扑上去,就是主动出击,我们用数千封邮件打动了惠普高层;死咬住,就是咬住关键人物,这个特大项目能够入渝,就是因为我们咬住了托德和郭台铭;拖回来,就是将对方拖到重庆考察,托德就是被我们拖回重庆,才被深深打动;吞下去,就是全力吞下这个项目,就在今年8月4日签约的前几天,郭台铭写信给我们,称因特殊情况要推迟签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展开“24小时危机公关”,郭先生终于答应如期签约。

重庆打造开放型经济,目前最缺的“软件”,就是开放型官员。我们这个团队在这次招商中所展现出来的素养,或许能为如何打造开放型官员队伍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