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的源头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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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一份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44.4%的大米及米制品在抽检中发现镉超标。

最可怕的是，镉超标大米的产地十分广，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北等都牵涉其中。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6。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镉大米问题爆发后，有官员建议人们不要长期食用同一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尽可能分散化，以降低风险。

大米镉超标的根源究竟在哪？大米都不能吃了，我们还能吃什么？

@艾绍英（广东省农科院博士）：磷矿中确实含有镉，施用磷肥确实会给土壤带来镉。但我国磷肥中镉含量有严格标准，且用量不多。国外也没怎么听说因使用磷肥导致镉超标。我国的磷肥相比应更安全。现在普遍认为，是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48号魔鬼”。因为工业中，可能给土壤带来镉的行业众多。其中包括矿产开采、冶炼、加工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电镀工业废水；塑料、电池、电子工业排放的废水；燃料、化工制革工业排放的废水。

@向建军（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我国对于大米相关重金属监测技术已经成熟，能够快速监测出结果，上午送检，下午即可拿到送检报告。然而，从大米产区到销区的收购、仓储、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粮食重金属监测严重缺失，因为监测属于额外的成本。我建议，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必须加强监管，可以由政府承担监测的责任，也可以交由第三方监测机构，但要出台相关的政策约束第三方监测机构的行为，确保监测有效。

@林圣（时评人）：镉大米的出现，标志着食品安全出现重大转折。以前的食品安全主要是人为所致，镉大米表明食品安全的自然生态严重恶化。食品安全问题日甚一日的根源，在于官员的层层特供，特供使官员与民众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体系，从而无人关注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

@罗云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封杀”湖南米并不是合适的做法，我认为，监管部门要做好源头监控，把监控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让大家不要那么恐慌。从源头上，要对工业排放企业进行治理。另外对土壤酸化进行调节，调节土壤酸碱度，比如使用碱性肥料等。另外，可以调整水稻种植结构，一般南方种植籼稻较多，在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可以改种北方的粳稻，因为粳稻对镉的吸附比较少。

@潘根兴（土壤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我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陈同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分布，在南方则显得较为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地，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日益增加。

@周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镉大米”事件呈发酵之势，不知道镉从哪里来，最后大家将问题归咎于不能说话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有污染的土地，少之又少。而大面积土地污染，则已是公开的秘密。土地之祸，其实就是人祸。4年前，湖南省就在衡东等地调查“镉大米”，但一直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镉大米”仍在广东各地横行。而我们也已无数次地听到过各地政府关于整治环境的承诺，但整治目标却迟迟难见实现。

@于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关于镉超标大米，我有几个疑问。1.该向谁追责？“镉”来源于土埌中的重金属，祖先世代刨食的土地，到我们这代人手中成分怎么变了？2.此种土地产的米不利于健康，如不种不吃，谁来养活中国人？3.专家说：我们国标比发达国家高一倍。那当初定标的依据又是啥？

@陈敏（《扬州广播电视报》总编辑）：广州查出大量镉超标大米，事件本身见怪不怪，化学入侵主粮在当下是迟早的事，但后续就奇了：一是广州食药监局不肯公布镉超标大米具体名单；二是为了防止长期食用镉超标大米，专家建议居民换着品牌吃。真是奇闻，面对这样的监督体系和信息披露，面对这样的专家建议，你对食品安全还有信心？

听证会成了涨价会

听证会逢听必涨，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也不例外。更可笑的是，这次听证会上关于调价只有两个方案，都姓“涨”，又被称为涨价听证会。结果是，与会的25位代表中，只有1位不同意调整，成一边倒的局势。更让人气愤的是，首汽副总经理梁海晨理直气壮地指出，出租车成本没有任何可降空间，涨价让旺盛需求削下去一部分，该坐公交的坐公交吧！

@马光远（经济学家、北京市政协委员）：在发改委征求意见会上，我表达三层意思：第一，我支持涨价，目前的运价偏低是事实，该涨就涨，无需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二，但涨价的前提是把账算清楚，出租车行业的利润究竟是多少，出租车公司拿走多少，涨要算清楚，算不清楚，只能反对；三，北京出租车的体制是最坏的，必须改，这是解决的根本办法。

@袁国宝（资深媒体人）：北京出租涨价势不可挡，各种之徒纷纷跳出来造势，这场价格听证会，最后成了涨价会，出租车司机收入过低，再次成为涨价理由。到底谁该为出租车司机的利益来埋单？北京出租车企业高管称涨价越高越好，份子钱没法降。这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益动不得，想增加的哥收入，只能由消费者买单。兴亡都是消费者苦。

@张桂森（英智传播集团创始人兼总裁）：不说不知道，北京出租车份子钱每个月近五亿，一年快60个亿，6万多辆出租车司机贡献出来的，关键是这些钱哪里去了？就如偌大的北京城，停车费哪里去了？打着国家的名义中饱某些个人的私囊，才是可恨的，于是一个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名额，一个地段的停车费，都成了某些特权！？

@吴澎（作家）：北京出租车提价听证会落幕，同意涨价竟成为多数代表的一致意见。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北京市政府只给了两种答案：要么乘客掏钱，要么的士司机不增加收入。如果第三种答案提交听证，我敢保证全票通过——清算出租车公司的暴利，减少压得司机喘不过气的份子钱！大家同意吗？

@陈建光（资深媒体人）：北京出租车价格调整进行听证，在25名听证会代表中，只有1名消费者代表不同意出租车涨价。这一人太可恶了，拉出去毙了得了，原本和谐的局面被他一人给搅和了，人民群众决不答应，坚决要求严惩这种不顾大局，破坏和谐稳定的害群之马。

@谢健（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从垄断者口袋里抠点东西出来，比登天还难。北京出租车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涨价，由全体消费者买单来缓和出租车行业的矛盾。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备受诟病的份子钱，分文未动，主管部门只是保证：涨价收入全部归出租司机个人。言下之意是，垄断者不从涨价中分一杯羹就是大仁大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