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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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已成功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然而，再想跨越到高收入经济阶段，往往就会被先前的增长机制和政策所限。

具体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南韩、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已成功摆脱了这种陷阱，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南非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及时地判断出适合本国发展的政治策略，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制度改革，加之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无法适应高收入经济的发展需求，导致他们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以日本为例，则可以分析、了解它是如果通过制定政策、改革机制体制等典型经验，从而跨入到高收入经济阶段的。

成功发展的几重原因

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又顺利地位列于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在二战后，日本损失了45%的国家财产，而且国内经济也迅速下滑。在之后的30年里，日本的经济以飞快的速度复苏，并获得了20年稳定、加速的发展。从1945年到1951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9%，在1951到1955年期间，这一数字变成了8.7%，1955年到1972年达到了9.7%。

日本飞快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47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仅为89美元，到了1980年涨到了10440美元。1988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3570美元，超过了当时美国的21620美元。

日本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顺利的过渡，让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有四个原因是关键所在。

首先，是经济增长形式的转变。日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工业结构得到了及时的升级，这使得其经济增长形式从广泛增长演变成了集中增长。

其次，需求结构也从投资率增长转型为消费率增长。

再次，社会结构成功转型。在日本人口中，中等阶级的比重以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超过了70%。

最后一个原因是，政治结构的转型给日本晋升为高收入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产业结构的进化史

日本工业结构的进化在收入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二战后的30年里，随着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直线下滑，日本的工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调整。

当日本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时，农业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0%以下，而工业的比重却首次上升，但之后又下降。当人均收入到达2000美元时，第二产业达到了峰值（接近于47%），但随后又持续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并且在人均收入到达2000美元时，展现出了一种加速的趋势。

至于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发展食品、纺织品、服装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了产业发展。1945-1955年间，日本的纺织产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与此同时，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和煤炭产品分别增长了2.3倍、73%、3.8倍和5.8倍。

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产业结构重心就逐渐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和化学部门倾斜。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纺织产业仅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和煤炭产品分别增长了1.21倍、3.44倍、96.3%和1.71倍。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工业结构呈现出了高速进程的状态，此时的汽车和家用电器产业也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由精密机械、电力机械、通用机械和运输机械推动产业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转型的加速器就逐渐转变到了技术密集型部门，其超高的价值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的转型发展。通过使用自动机械、计算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来发展造船业、电气和电子业、汽车产业和民用电气机械行业。

日本的工业结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以数据显示作为支持，可以看到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50年至1962年为经济增长贡献了67%，从1965年到1985年，32%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转变带来的，55%的增长来源于资本投资，13%来自劳动力投入。与此同时，美国20%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45%是由资本投资贡献的，35%是劳动力投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工业结构的进化与需求结构密切相关。在1945-1955年的“Yanwu”时代，日本抑制了消费需求和显著的投资增长，尤其在设备投资方面，并且还分配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剩余劳动力）发展出口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则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而由植物制造的新科技电视机、冰箱和空调却很难售出，与此同时，失业人口也逐渐增多，就业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还发生了长期的罢工事件。

在1960年时，日本宣布实施了一个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生产总值翻倍的目的，达到全民充分就业，显著提高国民生产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生活与收入的差距，缩短不同区域之间大型企业和小型公司以及在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平衡发展。

自那之后，日本的国民收入就有了显著的提高，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缩短了很多，即使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基本上被消除了。这极大地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之后日本的消费需求也得到了扩张，社会也更加安稳。

调查显示，1972年，日本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3%，城镇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了72.1%。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其中中产阶级占最主要的部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0美元。

据统计数据显示，在收入转换的过程中，日本的投资率在第一次下降之后又稳步回升，消费率也在第一次下降之后回升。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是21.3%，这一数据在1966年升到了32.6%，又在1970年跳跃到了39%。

在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的投资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1973年到达38.2%、1980年是32.2%、1993年为29.9%、2006年到达了23%。相应地，日本的消费率在1950年为77%，但是在1970年却下降到了59.7%。之后又开始上升，1973年为61.8%、1980年为68%、2006年达到75%。很明显地，日本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那时工业所占比重也开始下降，人均GDP大约为200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并且这时的中产阶层也形成了起来。

政策结构之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日本的政策结构转型也对于日本走向高等收入经济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建立了外交内阁系统，并将其分离为立法、法庭和行政事务。皇权被高度架空，首相没有权利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仅仅是国家的象征。

议会是至高的立法机关，内阁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在国会，上议院的成员和参议院由投票选举而成，同时，首相是由议会成员选举出来的。日本政策结构的另一特征是，虽然日本是多党国家，但1955-2009年期间，由自民党掌权，催使日本成功进入发达国家之列。成功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在同一个党内，多维领导形成了互相监督；第二，同样的执政党的循环执政形成了一个力量的有效结合；第三，社会监督的作用，即是反对党和社会共同监督执政党，使之更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