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的次生风险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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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7月20日起，我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的最后堡垒。然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更为剧烈，在目前存款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取消存款上限极可能带来极为剧烈的利率竞争，使部分银行经营出现困难。目前，对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分析近乎全面，但是，很少有文献注重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时产生的次生风险。由于任何战略与业务结构的调整都有较高的制度惯性，所以如何在业务发展时实现战略与业务的顺利变革就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对富国银行的业务构成、重点与演变进行分析，以总结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顺利发展的经验，并分析其在我国的可行性。
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次生风险
对商业银行而言，一切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措施都存在不能顺利完成的风险，我们将之称为利率市场化的次生风险。目前，大多数的应对措施都可归于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和资产重构，而业务与资产结构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加速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因此，我们将利率市场化的次生风险概括为业务转型风险、资产重构风险和监管变革风险。
存贷利差缩小引发的业务转型风险
根据目前的主流意见，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最直接冲击是存贷款业务的净利差减小，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但是净利差的下降并非是各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普遍现象。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1980年颁布的《吸收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为正式启动标志，并与1986年完全取消Q条例（美联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金融条例中的第Q项规定）的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然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无论是美国的商业银行还是存款机构，其净利差都攀升至更高的阶段，如图1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净利差均在波动中上行，而之前与之后的阶段都比较平稳，尤其在1986年Q条例完全取消之后，净利差更是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可能取决于多重因素，如利差较小的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被大量淘汰，使得剩余的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平均净利差上升。但是，这表明在利率市场化之后，至少一部分商业银行和存款储蓄机构仍可能通过净利差获得满意的收益（见图1）。
存款市场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为获得较高的净利差，商业银行的业务只能进行拓展。从美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来看，一是进行存款业务创新，使得存款业务与金融市场业务相结合，如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等业务大量涌现并迅速发展，二是向客户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在美国利率市场化期间，商业银行以存款账户服务费为代表的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之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表明净利差的增加并没有使商业银行放弃投资银行业务（指包括狭义投行业务、经纪、信托、保险经纪等在内的广义投资银行业务）的扩张。因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存款竞争后必然会迎来业务结构的普遍转型，既包括商业银行业务本身，也包括投资银行业务的引入。对我国而言，业务结构转型也会普遍存在。在存款利率放开的初期，商业银行可能会因存款业务的竞争而出现净利差下降，并促使商业银行加速业务转型，但是，商业银行的转型不会因为净利差在之后的回升趋势而减慢，只会更迅速地进行下去。对商业银行而言，能否顺利实现业务转型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首要次生风险。
利率波动增大引发的资产重构风险
利率市场化的另一个直接冲击是增加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利率波动幅度，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应用利率敏感性缺口等工具进行利率风险的管理，在目前存、贷款利率一管制一放开的背景下，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波动并不一致。与之相应，如果存款利率最终放开，那么存、贷款利率波动性的改变也呈现不对称性，商业银行需要针对利率波动性的不对称变化进行资产负债的结构调整，主要是改变资产存续期的期限结构。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构成仍以短期资产为主，在对资产和负债的久期进行管理时，资产只有保持较小的久期，才能与波动较弱的存款利率相匹配。但是，如果存款利率放开，那么存款利率的波动幅度将增加，银行所持有资产的久期也需要同步增加。我们简单地将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完全利率市场化之前的样本，将美国商业银行作为完全利率市场化之后的样本，如表1所示，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剩余期限集中于中期或长期，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剩余期限集中于短期。这表明为应对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率波动幅度增加，商业银行需要大幅增加中长期资产的比重。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决定着资产结构调整的顺利程度，由此带来的资产重构风险是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另一重要次生风险。
混业经营增加引发的监管制度变动风险
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第三个直接冲击是金融混业的加速进行。从美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来看，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但没有使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泾渭分明，反而促进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趋势。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会出现相似的趋势，受存贷利差压力和资产重构需求的影响，商业银行必然在存款利率放开之后加速混业经营步伐，在现有投资银行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投资银行业务的比重。
金融混业的加速会促使当前的监管制度发生大的变革。由于我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力度并不一致，所以当机构型监管模式被逐步打破，并进一步发展成功能型监管模式或其他监管模式时，商业银行所开展的各项业务必然要因监管力度的变化而产生大的波动，从而带来监管制度变动风险。
富国银行应对次生风险的经验
富国银行从社区银行起步，历经美国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储贷危机与之后的次贷危机，并在2013年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银行，其发展经验尤其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一些主流的应对方案，如强化混业经营、进行差异化的竞争、拓展小微企业业务、推动金融工具创新等等都在富国银行的战略和业务中有所体现。在此，我们侧重分析富国银行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次生风险。
从高流动性储蓄获得稳定的净利差
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富国银行有较高的净利差，并且其高利差主要源自较低的存款利息。如表2所示，富国银行的净利差远高于花旗银行，但是，从生息资产收益率来看，富国银行与花旗银行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主要的差异体现在计息负债付息率上，富国银行的平均付息率只有0.60，只有花旗银行的41%，因此，富国银行在净利差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良好的负债业务上。
进一步观察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具体计息负债项目，如表3所示，可见富国银行各计息债务项目的平均利率均小于花旗银行，尤以计息存款的利率差异最为显著。花旗银行并未公布计息存款的具体构成，但是从富国银行的计息存款构成来看，市场利率账户与其他储蓄一项占比最高，其平均利率也显著低于计息支票之外的计息债务项目。因此，富国银行在负债项目上的低利率优势主要来源于市场利率账户与其他储蓄。
市场利率账户与其他储蓄业务的对象是要求储蓄具有高流动性的客户。以市场利率账户为例，这一业务同时向企业和个人提供，只需要保证较低额度的余额，便可以获得较活期存款更高的收益率，并保持极强的变现能力。其他商业银行的相似业务也有较低的利率，如2012年美国银行储蓄存款的平均收益率仅有0.11%，但是，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富国银行将此类项目发展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并从需要保持高流动性的客户中获得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专注高流动性储蓄业务的拓展，可以视为富国银行获得稳定的高净利差的重要原因。
以全面的金融服务拉动各部门收益
富国银行的业务由社区银行业务、批发银行业务和理财、经纪与养老业务构成，从规模与收益来看，社区银行业务和批发银行业务是所有业务的主体，如表4所示，社区银行业务在收入、净收入、贷款和核心存款项目上均占半数以上，正是社区银行项目的较高业务规模巩固富国银行在美国商业银行中的地位。但是，富国银行在社区银行上的优势不仅是较高的业务规模，其收益率也远大于单纯的贷款业务。如表4所示，社区银行业务的大量核心存款转化为贷款，即贷款是社区银行业务的主要投资项目，但是，其收益率明显高于普通贷款，达到20%。与富国银行的其他贷款项目相比，商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4.06%和消费贷款的平均利率为5.25%，均远低于社区银行业务的收益。
富国银行在社区银行业务上的高收益是向贷款对象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结果。以面向个人的贷款为例，富国银行在提供按揭贷款、房屋抵押贷款时也提供投资、保险、信托等金融服务，并且通过交叉销售，在2012年实现平均每个家庭购买6.05项金融服务。因此，正是将全面的金融服务渗透至社区，才使得富国银行可以在社区银行业务上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客户的价值。
以金融创新先行抵消制度变革的影响
业务转型和资产重构总是伴随着大量的金融创新活动。但是，商业银行不能被动地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选择金融创新，而是要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前瞻性的创新，先行抵消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影响。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完成的，富国银行的金融创新同样具有前瞻性，在利率管制取消之前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我们以富国银行计息债务的年平均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进行对比，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二者走势基本一致，并且差别较小，但是当以计息债务的年平均利率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对比时，发现二者在1977年尚比较接近，之后差异迅速增大。在利率市场化启动的第二年（即1981年），计息债务平均利率与存款利率上限的差异达到顶峰，此后逐渐下降，并在Q条例完全取消之后（1986年）缩至最小。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可以视为市场利率，所以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时期内，富国银行的计息债务利率便已经按照市场利率变动，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几乎未起到作用。
富国银行对利率上限的规避是通过金融创新进行的。我们对比1977年和1981年富国银行的计息债务项目，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1977年各计息债务的利率与当时的存款利率上限相近，但是在1981年除储蓄存款之外的项目便已大幅偏离存款利率上限。其中，储蓄券和海外机构吸纳的存款是增长最快的项目，而储蓄券项下的金融工具正是金融创新的体现。
再看资产项，富国银行对资产存续期的调整也与金融创新密切相关。我们比较富国银行1977年和1981年的贷款项目，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不动产贷款增长最为迅速。在1981年的不动产贷款中，按揭贷款达到56.77亿美元，占不动产贷款的75%，考虑到按揭贷款的较长期限，以及美国金融衍生品与按揭贷款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认为富国银行延长资产存续期的期限结构调整同样基于金融创新。正是以前瞻性地金融创新突破利率管制，才保证富国银行在利率放开之前实现业务的转型，降低了业务转型风险和资产重构风险。
以社区银行业务增强监管变革时的稳定性
富国银行的突出之处是战略和业务的高度稳定性，这与其社区银行业务有着密切的联系。富国银行降低中小企业业务风险主要途径是与社区客户的长期合作。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发展前景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财务等方面的历史数据与未来的违约概率之间没有很强的关联。但是，如果中小企业可以成功地成长起来，那么其较高的盈利潜力和多类型的金融业务可以给商业银行带来更高的客户价值。与专注当前财务数据相比，在长期合作中筛选优质客户，并扩大与优质客户的合作更有助于降低违约风险并提高富国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保证富国银行战略和业务上的稳定性。正如富国银行CEO约翰·G·斯坦普夫（John G. Stumpf）所言，“在联系中加强联系”（It’s earned relationship by relationship）。
社区银行业务的另一个优势是在金融监管变革时天然的稳定性。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对透支条款和监管规则改变后的影响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其中60.6%的透支项目没有改变或仅有轻微的改变，这表明社区银行业务对监管制度变化敏感性较低。因此，在以社区银行业务为主要的业务时，金融监管的变革未对富国银行业务产生大的冲击。
富国银行的经验借鉴
富国银行的战略和业务取向很好地抵御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次生风险，但是在借鉴富国银行经验之时，我国商业银行需要根据我国的金融环境进行以下调整。
避免在社区银行业务上的过度竞争
社区银行业务给富国银行带来巨大成功，但是，如果我国商业银行均专注社区银行业务，那么不但不会获得竞争优势，反而会带来恶性竞争。富国银行的竞争优势建立在特殊的市场结构之上。美国社区银行的规模普遍较小，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的调查报告，资产在5.01亿美元以上的社区银行仅占17.1%，资产在2.51亿～5亿美元之间的占12.1%，资产在1.01亿～2.5亿美元之间的占34.9%，资产在1亿美元以下的占31.1%。可见，富国银行在美国的社区银行业中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有专注于高收益的投资银行业务，未与富国银行在社区银行业务上进行激烈竞争。反观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均有着较高的网点密度，并且一直在吸纳社区储蓄，各个商业银行业务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也没有非常忠诚的客户群。每个商业银行在社区银行业务上都不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过度关注社区银行业务只会带来激烈的价格竞争，难以获得类似富国银行的低利率优势。
注重金融服务的有效融合
我国商业银行也开展了大量的综合金融服务，包括保险经纪、银行理财等服务，但是与富国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所开展的投资银行业务并未与商业银行业务完全融合。以银行理财为例，商业银行主要是从存款业务向理财业务分享客户，很少以客户群为中心，将存款业务与理财业务综合起来进行创新，充分发挥各自在流动性与盈利性上的优势。尤其是对于迅速发展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商业银行并未将其纳入并融合到自身的业务体系中。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引入投资银行业务时，尽管要根据风险隔离的需要实现业务部门的分开，但是在业务拓展上应着力开发融合二者业务优势的新金融产品，力求基于这些产品实现对客户的全面金融服务，并在每一个业务项目上通过交叉销售来实现业务的普遍扩张。
进行前瞻性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富国银行低于利率管制的利器，我们已经看到，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之前，富国银行便已经利用金融创新，按照市场利率进行融资。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所缺乏的是金融创新的大环境，大多数商业银行满足于较高的利差，并未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进行前瞻性的金融工具创新。当存款利率放开时，也难以有足够的金融工具支持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的快速调整。因此，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创新方面具有前瞻性，不是在存款利率放开之后才去大量应用相似的金融创新工具，导致金融创新工具因集中的需求产生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而是在存款利率放开之前便部分抵消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实现存款利率放开之后的业务平稳过渡。
发展稳定性强的金融业务
富国银行通过社区银行业务获得较强的稳定性，与之相比，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很难在社区银行业务上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商业银行仍可以借鉴富国银行的经验，实现业务在监管制度变革时的稳定性。首先，要在社区银行业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利用社区银行业务天然的稳定性来提高整个业务组合的稳定性。但是，发展稳定性强的业务并不等于固守现有的业务，而是要通过高度融合的金融服务吸引并留住社区客户，保证社区银行业务的适当规模。其次，要注重对中小企业客户的筛选，实现与优质中小企业的长期合作。商业银行需要按照“宽进严选”的原则，尽可能吸引客户的数量，并通过对客户信息的搜集与反馈严格选出优质客户进行长期合作。第三，避免战略和业务的同质性。商业银行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业务群，实现差异化战略，而不是追逐高收益项目，从而避免高收益项目本身的风险以及监管部门对高收益项目的严格管制所带来的战略和业务调整。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