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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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富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社会议题，也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都是在“富强”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语境中，“富强”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使得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融入了浓重的中国化的现实因素，这突出地体现为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化≠西化。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对于他者的经验应该学习，但不可无选择地一味模仿。只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明确树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这种寻求才是有希望的，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探求对于我们当今现实的直接或间接观照。

关键词：富强；现代化；现代性；近代化；西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5－00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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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汉语语言系统中，“富强”仅是一个描述性词汇，如“富国强兵”、“国富民强”等。尽管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富强哲学”[1](p.9)，但是规范地说，在中国“富强”从未以哲学形态而系统地存在，它多流于口号或政策鼓动，因为“富强”的实用性远远超过它的学术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甚至阻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哲学形态的“富强”的探寻。虽然儒法学家曾将“富强”纳入言述日程，但是这些言述基本上囿于“术”的层面，可以说“富强”在中国从未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致思主题。当我们以史的形式来追溯“富强”时，就会发现“富强”本身涵容着比较性，如战国时的“富强”是列国之间的比较，汉时的“富强”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比较，唐时的“富强”是唐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比较，明清时的“富强”则是中国与世界诸国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性赋予了“富强”本身内涵与评判指标的流动性。因而，将“富强”置于时间坐轴上加以考量时，我们就会发现它明显地兼具古典性和现代性，这也说明“富强”不仅在历史向度上得到了传承，而且在思维向度上也从未逃逸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视界。自从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富强”在时间和空间二重维度的双线对压下日益与现代性并轨。当然，严格地说“富强”只是现代性的一个“子项”，不过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语境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都倾向于支持“富强即现代性”的诠释，于是“富强”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此命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被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揭示出来并加以证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推进了“富强”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视野的节奏与力度，而这种互动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形塑了“富强”语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在康有为和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世界早已“去中国化”，而中国正在“世界化”。自然地，中国的现实困境迫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处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富强”看作中国在“世界化”中寻找自身位置的重要坐标。于是，在他们这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世界里，中国的现实境况便赋予了“富强”与现代化的同构性，而这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主观的自觉认识。仔细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富强”的这种体认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化的三组极具模糊性的不等式有着紧密的逻辑勾连。

二、现代化≠现代性

尽管现代化与现代性都是时间“现代”的衍生物，但是二者在时间维度上并不具有同步性[2]

现代化所涉及的主要是为“现代”所“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转变”密切相关的，而且是可以用一些评价指标来加以量化的，如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等。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罗荣渠就将现代化定位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的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0](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