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力角度探究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中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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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张力的角度来看，言与意的张力是含蓄生成的前提；“真宰”和“具象”的张力是含蓄生成的保证；“万取”与“一收”之张力是对含蓄生成机制的另一种表述；“引而不发”的张力是对含蓄状态的描述，也是实现含蓄功能效果的保证。含蓄，本质上是一种饱含张力的状态。

关键词：含蓄；真宰；万取一收；引而不发；张力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20－０4

张力原为物理概念，指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而产生于内部接触面上相互作用的牵引力。从力学意义上来讲，处于相互牵引状态的结构呈现为一种张力结构或张力状态，这种张力状态是由相互矛盾的因素组合及其相互作用力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首先在文学领域使用这一概念，认为在诗歌语言字面指称意义和内在暗示意义之间存在张力，优秀诗歌既要倚重明晰的字面指称意义，又要有丰富的内在暗示意义，是二者矛盾的统一①。其后，罗伯特·潘·沃伦等人将这一概念从语言层面拓展到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认为张力是文学领域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②。具体而言，在文学活动过程中，凡有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时，各因素之间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达到动态平衡，其间就存在张力。

中国古代诗学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建立文学“张力论”，但关于“张力论”的直觉感知由来已久。不论是道家的“有无相生”，还是儒家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都说明“张力论”这种建立在两极对峙平衡之上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不仅早已有之，而且十分成熟。在中国古代诗学领域，诸如情景、形神、虚实、动静这样两极对峙的概念比比皆是，古老中国人并不孤立地观照这些对峙的概念，他们从整体平衡的观念出发，注重这些对峙因素的互渗、互补、互融，强调把杂多对立的因素组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最终达成情景交融、形神兼备、虚实相生、动静皆宜等，是一种极具张力的状态。总之，中国古代诗学领域虽然没有张力这一概念，但有些想法及具体运用已经触及了“张力论”的实质。中西文论在张力这一问题上隐约的契合是笔者从张力的角度探究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一些范畴性概念的契机。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范畴性概念。从先秦《周易· 系辞》中的“言曲”、“旨远”到汉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再到南北朝《文心雕龙》中的“义生文外，秘响旁通”、“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以及《诗品序》中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对含蓄的追求伴随着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而唐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在中国诗学领域中第一次把含蓄作为一种风格提出，也标志着含蓄作为一个审美理论范畴的正式诞生。宋至明清，诗论家对含蓄的论述不可胜数。

在古代备受诗人和诗论家重视的含蓄，在当代也备受学者的关注，当代关于含蓄的学术研究蔚为壮观。这些研究立足于传统，或辨析概念，或对其发展流变进行梳理，或探究成因，或分析其美学形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找与世界文论对接的可能，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这是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含蓄研究中稍嫌薄弱的一个环节。笔者希望在这个稍显薄弱的环节寻找含蓄研究的突破口。

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生成的前提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言与意之间的距离和矛盾。《周易·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也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作为一种表意工具，语言实际只能传达那种表面的、粗浅的东西，事物深邃、微妙的精髓，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究其原因，“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的，是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③。

言与意之间的距离和矛盾造成的以言传意却无法尽意，固然是文学创造中的困境，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一道难题，但也给艺术家留下了另辟蹊径的伏笔，为含蓄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既然言不尽意，艺术家就因难生巧，将关注点由言内引到言外。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品”的首句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我们似乎难以想象“不著一字”何以“尽得风流”，但翁方纲说：“不著一字，正所谓涵盖万有。”④ 好的文学作品故意在言与意之间造成一种反向背离——“不著一字”，但却达成了言与意的完美统一——“无言而无所不言”，这也正是所谓的“涵盖万有”，因而“语不涉难，已不堪忧”。诗歌语言虽没有直接涉及伤悲忧愁，但却可以让读者读起来忧从中来。

当然，以语言文字为表意工具的文学创作无法真正做到“不著一字”。孙朕奎等人对“不著一字”的解释是“纯用烘托，无一字道著正字，即‘不著一字’，非无字也”⑤，这应该说是更合乎情理的一种说法。既然言与意的矛盾对立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那么精确达意就不是堆砌文字、直接阐述可以做到的，可是完全不用文字、断然割裂言与意的联系在文学表现上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正确的途径是在文字使用上尽量节制——少用或者从侧面用，并依赖语言文字的启发性与暗示性，在言与意之间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婉曲地表达、曲折地达意。换而言之，这条正确途径就是含蓄。含蓄并非不依赖语言，但它走的是一条婉曲反向达意的道路，似乎是言与意的相离相背，但总能在这种相离相背中找到精妙平衡点，利用二者的张力求取完美传达。关于含蓄的这个精妙平衡点，刘知己在《史通》中说过：“言近而意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 扪手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里，由言近达意远、由言浅达意深、由言短达意长、由言表达意里都是言与意矛盾对抗、冲撞乃至映衬、补充达成的精妙平衡，是张力效果的实际体现。

总之，含蓄的生成巧妙地利用了“言不尽意”的矛盾，是言与意在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对抗与统一。诗人在表意的过程中既立足于语言文字，又竭力超越语言文字，最终在意的层面实现了本质的飞跃。言与意的张力是含蓄生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