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 第13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逝者如斯 第13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李芳木同志走了。由芳木同志的走，想到了走在他前头的胡光同志和颜正国同志。我自己觉得，相对而言，我跟他们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各人的某一个方面，认为，这几位老报人都是大众日报业务方面的翘楚，至少在全省新闻界有一定影响，故一并都说几句话，既表示我的悼念之意，更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我1967年5月到大众日报工作，初在文教组。一个星期或者也许是两个星期以后，转到言论组。那时“”之势正烈，报纸上每天都有本报社论发表，有的时候还发两篇。请恕我说句“”“左”话：从我到言论组开始，就“手握笔，作刀枪”，跟芳木同志“战斗”在一起了。

我们的那种“”中的所谓“战斗”，最常用的形式是“抬轿子”：每写一篇社论，通常都是先定题目，也大体议论好内容，然后由两个人，多数情况是由三个人执笔，各人写出一段或曰一个部分，最后由一个人“通”起来，即删削重文，消除“隔子”，理顺语气乃至于文脉――假如那时的社论也有文脉的话――使成一篇以那时的眼光来看能说得过去的文字。在我眼里，芳木同志乃当时言论组的第一“轿夫”。

我之所谓第一“轿夫”者也，是仅从能者多劳的意义上而言。虽然那时无人不声称拥护“”和的革命路线，但事实是对于这样那样的所谓“战略部署”和“革命行动”，各人也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据我观察，一方面，芳木同志跟大家一起忙活；另一方面，在有些问题上思想并不顺茬。以后来的眼光判断，不顺茬当然是正确的，至少是比顺茬要正确。

忘记是哪一年的事了，领导让芳木同志写一篇言论文章。因为思想上不顺茬，芳木同志不愿意写。不过，你既然是言论组的一员，写言论就是你的职责所在，何况还有个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问题，所以又不好硬拧着不写。于是，他按领导的要求写了出来，但竟署名曰“奉命文”――奉领导之命而作，不代表执笔者个人的观点。该“奉命文”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也记不得了，兹特作为报话（比照诗话板话而言）一则约略记之云尔。

就我的体会而言，虽则不少人――其中也包括我――不喜欢报纸上那些板着面孔的言论，但是，这些通常难以不板着面孔的言论的撰写，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芳木同志堪称言论撰写的能手。每每一个题目到手――我是说在思想顺茬的时候――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嘴里念念有词（他的确一动笔嘴里就嘟嘟念念），纸上刷刷一片。我觉得，看他这样写作不啻一种享受，似乎看得见他头颅里的脑细胞在欢快地跳舞。不光出手快，而且写出来就有相当的质量。写言论这活，常常是急任务。单是写出来能用就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唯其如此，当芳木同志是普通一兵的时候，领导就对他很倚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71年春，报社组了个小班子，由胡光同志挂帅，在报纸上开展“怎样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讨论”。作为小班子中的一员，我在胡光同志的领导下，有了第一回跟他共事的经历。

那回，我和颜正国同志跟胡光同志一起在淄博采访。那是一条通向炼油厂的麦田边的小路。我们三人行进。胡光同志在前，左手捏着烟，不时吸一口，右手提个包，偶尔夹腋下。最具特点的是他那在轻咳伴奏下高频率迈动着的碎步。他那时四十几岁，正当年富力强。我一面走，一面想，不知道该同志缺不缺钱或别的什么，但肯定不缺报道点子。

一天，他交给我一篇通讯员写的稿件，让我看一看可否一用。看过后我将稿子退给他，告诉他我觉得不大好用。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又把同一件稿子放在我的面前，说是他编好了，可以一用。我看经他编过的稿子，这里去几个字，那里添几个字，勾勾画画，改动不大，成色却不同了――我也以为，这样一编，确实就可用了。

我因此很佩服胡光同志，一个是他对通讯员稿件的态度，不马虎，很重视，尊重他人的劳动；一个是他的功力，抓住文章眼，几刀小手术――令人想到“庖丁解牛”的潇洒――被我打倒的稿子，起死回生了，仿佛有点石成金之术似的。

在尔后的日子里，我又有过跟他共事的时候。我曾跟其他同志交换过这样的看法，得到赞同：胡光同志多咱也不嫌承担的报道任务多，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对他来说，承担的任务越多越好。“能者多劳，劳者多能”，这可作为胡光同志的真实写照。

颜正国同志脾气随和，能跟人讲真话讲心里话，容易搿合共事。他肚子里故事很多，讲起来绘声绘色，听他讲故事是很大的享受。我不但曾一再跟他一起出发，还一度跟他在一个宿舍里住过。对我而言，此诚可谓幸事。

大概是1968年的麦收前，我曾跟谭天同志和颜正国同志一道出发前往北镇即现在的滨州，具体任务是采写长篇人物通讯，并配发一篇言论。谭天同志是大众日报副总编辑，那时刚获得解放。颜正国同志是业务骨干，是报社写通讯首屈一指的行家。只有我是来报社不到一年的毛头小伙子。但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本来，我只想担负撰写配发言论的任务，他们两位却一定要我也参与通讯写作。采写过程当中，我们各抒己见乃至于不无辩论，两位均不因我的幼稚浅薄就瞧不起我，使我得到了学习与锻炼的机会。

采写之余，我从跟颜正国同志的攀谈中得知，他写通讯，采访总不厌其详。至于写作状态，则是憋、磨、改、熏，即一插笔就一个人关在屋里，憋来憋去，磨来磨去，改来改去，熏来熏去。所谓“熏来熏去”，是指抽烟不断，烟熏火燎。用他的话说，稿子上了报都有股子烟味――别人闻不见，自己能闻见。如此这般，得说是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了。他说，他一天的成品，也就是1000字。这样的写作状态，在成就他的通讯的同时，恐怕也“熏”害了他的身体，以致在56岁的盛年就不幸去世，实在令人叹惋。

在齐鲁晚报创刊之前，颜正国同志跟我有一段谈话。他这时已经是大众日报副总编辑了。他问我道：愿意领头干晚报不？我说：不干。他又问：要是由他分管，干不？我说：那我就干。话刚落地，我又反悔：不行，他分管我也不干，因为不了，身体也不行。后来，我终于还是干了，但颜正国同志没有分管，令我颇感遗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人类也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也在后浪逐前浪。创刊70年来，大众日报逝去了多少人！规律使然，没有办法。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河中的一滴，流进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大海。以平常心看待，我以为这也就够了。

（本文写于2008年5月16日）

于冠深：笔名许是、许有之等。1940年6月出生，山东禹城人。

1968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工作，先后任编辑、专职评论员、文艺部副主任兼时代生活报副主编、齐鲁晚报总编辑、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入选《中国新闻年鉴》“新闻界名人”。曾兼任山东省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杂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