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还是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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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队有七十一户，四百二十一口人。二千七百多亩耕地，其中涝洼地就占了一多半。水涝灾害连年不断，粮食产量也一年年下降。每年不光不能向国家交售粮食，反而得伸手向国家要粮、要钱。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三年里国家就调拨了粮食十三万多斤，贷款两万八千多元。当时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涝洼塘，涝洼塘，地硬土硬又冷浆，光养蛤蟆不打粮。小雨成小灾，大雨变，春种夏锄秋无粮，一年到头算白忙。”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分子乘机煽动说：“保安大队八辈子也摘不掉灾区帽子，要想过好日子，就得搬家各找门路。”富裕中农也跟着帮腔。一部分群众动摇了。有些干部也主张集体搬家，迁到外地落户；不少社员想到别处去投亲靠友……在这股“搬家风”的影响下，有的青年也打算远走高飞。青年谢大武说：“我家好几个劳动力，搬到哪个大队，每年也能剩上几百元，早走二年早享福。”也有的青年说：“稀里糊涂往前混吧，反正国家也不能让饿着。”
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做大自然的奴隶，还是起来向自然斗争？是散伙搬家，还是坚决依靠集体力量，搬掉压在头上的“水害山”？这是当时摆在保安大队每一个人面前的严重问题，是对每一个革命青年的严重考验。
这时党支部给我们团支部指出了方向：要用思想来解决青年的这些问题。团支委反复学习、研究以后，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搬不搬家的问题，而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组织青年们学习《愚公移山》，并且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是散伙搬家，还是依靠集体力量搬‘山’？
经过学习讨论，青年谢大武说：“过去我光替自己打算，这回思想开窍了。愚公的困难比咱们大，如果咱们大家抱成团，压在咱们头上的这座大山也一定能搬掉。”团员王宝林说：“地要种，水要治，家不能搬。咱们村这座‘水害山’要跟愚公那两座山来比，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小石头。”还有的说：“能领导全国人民搬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咱们也一定要长这个志气，非把水治住不可！”
青年们的思想问题初步解决了，但信心还不足。总觉得困难太大，怕受苦受累。根据这个情况，团支部又进一步组织青年学习《为人民服务》、《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还集中讨论了“革命青年如何对待困难”的问题。团员崔洪珍说：“要革命就要跟困难打交道，没有困难还叫啥革命？摆在我们青年人面前的困难只不过是吃点苦，受点累，就挺不起腰板啦？”有的团员还说：“我们要听的话，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越是困难的工作越要干。”
大伙思想明确了，找到了保安人应该走的道路：既不能散伙，也不能绕开困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搬“山”，才是按照思想办事。青年们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心不动，家不搬，立志搬掉水害这座‘山’！”
党支部订出了三年治水规划。治水工程一开始，以青年为主组成的治水突击队，就一马当先开上了工地。虽然是数九寒天，青年们穿着单衣，还干得浑身汗淋淋的。改变家乡面貌的理想在鼓舞着青年们，虎口震裂了，干！手磨出了血，干！不管千难万难，还是一个劲地干！干！一九六三年春，“三八”水库决口，洪水猛冲保安大队。四十多名团员、青年，跟三十多名成老年一道，日夜战斗在有冰碴的水里，终于战胜了洪水，保证了适时春播。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共开了十一条排水干渠，四十条支渠和上百条排水沟，全长达到一万二千多米，挖了土方两万九千多立方米，修成了个比较完整的排水网。一九六五年八月上旬连降两次大雨，雨量达到一百多毫米。可是，三天之内，积水就全都排出去了。这年，我们获得了平均亩产二百四十七斤的好收成。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三年内，我们还向国家交售了四十六万八千多斤粮食，既巩固壮大了集体经济，又为国家作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我们保安大队的群众，终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摘掉了灾区的帽子，治服了这座“水害山”。（马文元 整理）
农村团支部的同志们：你们对《走大寨的道路，做大寨式青年》这个专栏有什么意见，请来信告诉我们。希望你们读读这一组文章，并组织团员和青年，结合你们那里的情况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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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第一、我们大队青年要不要走大寨的道路，做大寨式青年？走大寨的道路，做大寨式青年，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二、我们大队青年在走大寨的道路，做大寨式青年中，有哪些体会，存在哪些活思想，应该怎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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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大队青年在走大寨的道路，做大寨式青年中，有哪些体会，存在哪些活思想，应该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