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视域下的社区报认同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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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倡导“公益政治学”的社会思潮，社群主义强调社群本位，在价值上具有相对优先性。基于社群主义视域的分析，社区报在社会学意义上扮演着增进社区认同的角色诉求。检视社区报在当代中国的功能定位，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报发展道路，是社群主义视域下社区报功能价值分析的真正意义所在。

【关键词】社群主义；社区报；中国城市社区；功能提升

一、社群主义的理论内涵

社群主义是指一种关注社会利益表现形式的社会哲学，又称“共同体主义”“合作主义”或“社区主义”，与社区主体的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有着天然联系。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之一，社群主义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虚假的预设，忽视了社群意识对于个人认同、政治及共同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因此，恢复社群本位的思想意识，将有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认同与参与结构，扭转濒临丧失的社会共识，形成“民主的社群主义”的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社群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视角的转换，更是一种社会实践的选择。

作为社群主义的核心主张，“共同善”的观点一直贯穿在其理论发展和社会行动的历史传统中。这里的“善”即“利益”之意，对“共同善”的强调就是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社群整体优先于成员个体。同时个人的善又可以与社群的善统一起来，以这种共同的善作为评价社群生活方式的标准，确保强大的社群不会压迫个人的需要。因此，用“公益政治学”代替“权利政治学”，可以很好地调节“个人与社群”“权利与公益”的平衡关系。

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词根就可以看出，“社群主义”的理论推衍必定离不开“社区”（Community）主体的现实土壤，是伴随着社区实践的产生和发展而展开讨论的。因此，最初界定“社区”一词学术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就已体现出“共同善”的理论诉求和政治主张，并与“社群主义”的学说内核形成呼应。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仅仅是表征的角度不同而已。尽管从外在形式和规模上我们很难界定何谓“共同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共同体中情感和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与之相关的事物往往是“善”的，共同体乃美德之源。[1]可见，选择社群主义的理论指导来研究“社区”主体的传统古已有之。根据社群主义的观点，社群内独立个体应对社群中的生活规范有共同的理解，形成相互的责任与义务，通过对彼此的关心、了解和分享来形成关于情感、信仰、价值观的共识，提高社群成员道德的起点，以建立起成员对社群的认同感及归属感。社区报作为社区媒体的重要载体，是实现社区意识功能定位的微观公共领域，其核心价值与社群主义的核心价值交织契合。因此，以社群主义视域分析社区媒体，为强调认同功能的社区报提供了天然的理论工具。

二、社区报认同功能的价值合理性考量

社区报作为内容细化和区域投放的分众媒体，其“社区”含义更强调社区的地理概念，即“社区是一个共享的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居民参与到社会交往中并由此保持一个分享的社区身份”[2]8。这其中，“分享”概念非常重要，它背后的预设是：居住在一起的人们分享类似的社会、经济、政治特性和利益，因为这些分享，社区成员会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一概念间接地构造了一个相对同质性的社区，即由地理位置接近的人们组成社区主体，为彼此沟通和参与的行动建构空间，孕育成员间相似甚至一致的社区意识。这就为社区报的受众定位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地域的确定和受众的确定，高度相关性的信息分享可以帮助形成社区的特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心理、文化上的认同感。一份高质量的社区报能够激发出社区成员的“社区感”，让社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身处其中的成员感到社区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从而有意愿把自己的关系网络移植到社区网络中，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可见，社区报的存在可以增强分散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公民的叙事能力并促进公民进行表达的愿望和决心，为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公民基础。正如社群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处于某一社群并与社群中其余的人分享某一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公民比独立于任何社群之外的原子式的公民将更有可能成为积极参政议政的公民”[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商业利益充斥，道德和情感的沦丧使得社群主义精神日渐式微和受到破坏，甚至有学者认为人们具有“共同的精神生活、共同的动机结构”的社区观，其实都是幻想或“神话”。后现论家们更是对“分享”的假设提出质疑，认为在全球化与多元主义的（后）现代社会里，社区中存在着利益不但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小群体，维系这种小群体的不可能是传统的社群主义，社区只是一个平台，供不同利益的小群体进行不断的对话，并在不同的事件上作策略性的共同对抗而已。[2]36

对社区报而言，质疑社群主义的观点为我们带来反思和拨正，提醒我们在强调各利益群体的既有特殊性的前提下，应进一步促进社区中少数被忽略的群体利益，保持社区各方成员及利益群体的联系，以促进各群体间的对话，从而达到社区中有机性的团结。这里的有机性是指对社区的认同不是固定恒久的，而是因事、因时及因人而异的，是通过某种沟通性机制发展出的一致性。这与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不谋而合——都强调社会复合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此语境下，社区报的追求不是建立一个长久不变的社区，而是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多元开放的民主社区。认同功能体现在统一共识，形成公开的民主机制和民主文化，使社区内的不同利益能够达到策略性的和谐和团结。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市格局的变迁，中国的各大城市也逐渐向地域性的社区转变，居民区不再是传统的仅仅用来居住的地方，而是成为需要被分层关注、分众聚焦，由专业组织提供全方位服务、由社区居民民主决议其利益分配的整体。然而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城市社区与西方国家的城市社区有着很大的区别，其社区的实质性公共交往存在极大缺失，这与中国自身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地理空间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土地利用的高度混杂。与发达国家规划有序、功能相对单一的城市社区相比，中国城市社区普遍缺乏街区规划和分区控制，人口居住密度高、流动性强，特别是以逐利为首要目的的商业地产不会考虑以物质化形态存在的公共空间对培育社区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社区的公共管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西方国家的城市一般都是市政自治体，基层社区很少设有政府派驻的管理机构，对社区意识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极端的个人主义，用社群主义精神与个人主义相平衡。而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很少包含西方社会中地方自治、民间团体或精英人物独立于国家的因素，更多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下达，把国家或民族的大一统体制，落实在基层社区单元中。另外，中国人传统上习惯于依靠私人和亲属网络解决个人及家庭问题，对社区和社会的依赖程度较小。[2]26因此，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机会都是十分有限的，以垂直结构为特征的行政化社区使得信息的流动变得可有可无，社区报作为分众媒体的实践也就遭遇瓶颈。

社区报一旦缺乏良好生长的新闻土壤，就无法准确地进行分层定位和同步跟进，其认同功能的实现也只能是镜花水月。由于人际间横向信息的阻隔带来的互信危机，居民只能被迫退缩到家门以内，生活在“我”而非“我们”的世界中，从而导致微观公共空间内集体行动的困境。北美流行“无报不成镇”的说法，是指社区报作为遍布整个社会毛细血管的分众媒体，凝聚并表达社区小众的利益，起到为社区意识和公民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正如施拉姆所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有共同的词根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报发展道路，才是真正实现社区报功能价值的合理选择，也是社群主义视域下社区报功能价值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

三、中国社区报认同功能的提升

社区意识是依托在公民的行动交往和共同情感之上的，这其中重要的平台就是虚拟或实体的公共空间。多年来，公共空间于国人而言，仍然只是听起来很美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幻境，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其原因，比如臣民文化、意识形态、一党制等等，但社群主义视域却独辟蹊径地化解了看起来宏大的任务：民主其实可以很简单，起点就是让社区居民与身边的人沟通、了解，进而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政策。如果从社会作用角度重新思考传媒功用，则可以把微观层次的社区报看成是一种构建社会群体的人际互动中介，归根到底，是要让信息在个体间充分流通起来，从而建立社会的普遍性认同。这是社区报可以有所为的地方，也是社区报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提升社区感的认同功能，社区报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

（一）作为“沟通”的媒体。社群主义认为个体构成是其身处的社会文化所赋予，个体必须在社群公共生活中，通过和别人不断的互动，认知到自我和社群成员间的构成性关系，从经验中认知身份，发现对自我的认同，并自觉遵守经由群体讨论形成的生活规则。既然沟通，就需要传播中介。传播中介一旦确定，相对传播范围越小，该范围内个体的表达、对话、分享机会就会越大，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此，社区报应充分利用“小的才是美好的”的优势，从小处着手，以小博大，让社区报不仅是一张“新闻纸”，更是一张“实用纸”。明确了这个概念，社区报才不会办成一张与都市报同质的“社区新闻报”，或者是一张“官气”十足的地方报，而是一张贴近社区居民的“信息超市报”。事实上，目前不少社区报的实践也证明，正是“非都市报”特有的沟通优势，使得社区报的信息定位不仅可以满足社区居民有针对性的信息需求，还可以满足社区居民形形的服务需求，使得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仍然能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二）作为“情感”的媒体。曾经创办过两份社区报的一位美国社区报研究专家曾在采访中表示：“自治型社会有赖于公民的能动性，大家都是利益攸关者……如果大家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感情，不愿为之付出，结果会怎样？社区报纸作为一种连接纽带日复一日地持续报道社区的点滴成就来创造居民之间情感的纽带，让公民知道每个人都是社区的财富，你的付出和参与对社区很重要，对民主社会的维系是不可缺少的。”[4]这样一来，情感的投入就成为保证社区报认同功能的最高级别，直接涉及所有社区成员的幸福指数。

社区情感作为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等的结合体，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维度，其与社群主义所期待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学者安德森就在1991年提出了“想象的社区”概念，指出社区存在于成员的集体想象之中，通过这个想象，我们不单为整个集体谋求福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个想象的集体为个别成员寻求合理的生活，解决个人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2]35同时，我国传统儒家的“自我舍弃”理念以及现实社区中广泛存在的公共利益也为社区情感建设提供了可能。因此，社区报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在社区成员的情感投射中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在原本“各扫门前雪”的冷漠个体之间建立一种主观的认同和关怀，以人为本地为社区成员实现最大程度的情感诉求。说到底，社区报终极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异化了的社区。

（三）作为“参与”的媒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成员对于公民意识的诉求开始觉醒，公民行动的视野不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追求，而是产生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这一意愿能否实现，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平台和机制使社会不同成员间的“互动、对话”得以展开。而社区报作为区域内开放的传播系统，使社群内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及运行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大众传媒作为公民利益表达的机制往往是非常奏效的”[5]，社区报搭建的传媒平台，无疑将有助于通过媒体的力量影响公共政策的决定和执行，并最终促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因此，社区报应尽可能地激发和培养所服务社区成员的参与意愿，主动参与到社区媒体的内容制作和管理过程中来，把报纸“议程设置”部分地让渡给草根群体，让信息的消费者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建立网状、双向、互动的良好关系。长此以往，新的新闻采编写模式服务于新的社区报独特定位，高度的参与化和地方化相结合，将使社区报成为一个极具竞争优势的领域，依靠独特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来最大程度地化解网络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销蚀。

参考文献：

[1]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2011（1）.

[2]殷妙仲，高鉴国.社区社会工作——中外视野中的交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叶芬梅，杜珒.论社群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合理性——个人与社群关系的检视[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6）.

[4]岂凡.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访美国社区报研究专家Jock Lauterer[J].传媒，2010（9）.

[5]马明华.大众传媒与公民参与权的实现[J].新闻爱好者，2011（14）.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2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