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三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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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乡是四川省巴中市的一个乡，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没有资源，也没有工厂。镇上的居民做些小生意，农村的居民种地养猪，继而再到镇上购买商品或贩卖农产品。三星乡生态与中国西部众多乡镇无异。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籍籍无名的乡镇，并不产生新闻的要素与独特的价值，为什么截取它作为我们观察的切片?

当我们把三星乡放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乡邻约束变迁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安静平凡的乡镇就有了典型性。透过这个普通的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乡村商业细胞的抽芽，城市商业进程对乡村的拉伸，以及延续千年的乡土价值观在商业经济催化下的改变。

是好?是坏?没有好坏。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一种商业社会学。

三星乡概况：突起的商业

三星乡位于四川省东北山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面积29.8平方公里，9个村，3045户，人口1.1万。据当地乡镇府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乡收入9487万元，主要为农业和畜牧业收入。外出打工者3045人，全年带回了1742万的劳务收入。

外出打工挣回的1742万元，再加上在当地产生的财富，2011年三星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36元。人均5136元，大部分流向乡镇，完成消费行为。

乡镇很小，小到只有两条街。就着高高低低的地势，一条街在上，一条街在下。两条街普通到没有名字，乡民们因此简单地称之为上街和下街。上街和下街不长，加起来不过几百米，从镇子一头走到另一头，用不了10分钟。　街道两侧，是排列紧密的灰砖楼，从2004年起，这排灰砖楼临街的一楼几乎全成了商业门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短几百米的街上，餐馆、美发店、银行、超市、农贸市场、诊所、手机店等一应俱全。城市里有的商业，在这里几乎都找得到诡异的对应。

例如，当下城市中必不可少的娱乐会所，折射到镇上就是一家乡村式KTV。没有包间，装修简陋，50m2的门面，门口放着两盆花。每天4点过后，卷帘门“唰”地一声打开。乡里的年轻人喜欢来这里唱歌、喝酒，他们是最快也是最有能力接触到城市潮流的群体，最近他们唱的是《最炫民族风》。

这样的情况，在七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整个镇上商户的数量不过20家。按照三星乡的惯例，每月尾数是“3、6、9”的天都是赶场天。这一天，镇上的商店会全部开门，迎接来镇上购买商品的村民。而贩卖农畜产品的村民，也会赶在当天来镇上进行交易。

这些日子，上街和下街挤满了人，推推嚷嚷十分热闹。而平时镇上人就少得多，很多商店都是半开半歇。因为大多数商户都有自己的田地和菜园子，有些还喂猪养鸡，还处于“半商半农”的状态。

只是，这一传统景象正被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者以及他们带回的钱儿所打破。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移居到镇上的人大量增多，即便不是赶场天，商店也开始全天营业。新开张的商店越来越多，品类也越来越丰富。七年间，移居到镇上的居民猛增一千多人，而商户数也从20家增加到了178家。

商业的繁荣随后带动了镇上房地产的突进，门面开始走俏，普通门面可以卖3～4万，当道的门面甚至可以卖到7～8万。普通住宅也开始跟着升值，一套100多平米的住宅可以卖到12万。市里的房地产老板开始进驻镇上买地修楼。

据统计数据，2011年三星乡仅建筑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就有610万元。

乡镇的上午

2012年6月3日，赶场天，镇上的人会比平时多一些。我们选取这一天来观察镇上全天的商业情况。

凌晨4点左右，乡里的第一批人起床了，他们是村子里的村民，要去镇上卖菜、家禽或是小猪，得赶早到镇上的农贸市场占位置。他们在夜色中出发，走村公路或是小路，在天亮前赶到农贸市场。离镇子近的要走二十分钟，远一点的需要一两个钟头。

快5点时，镇上跑客运的司机也开始一天的工作，从镇上载客到47公里之外的市里。客运车第一班出发时间是5点半，差不多半小时后，“金杯”车就坐满了。司机老李一天要跑两个来回，他的小客车能坐8个人，每个人收13块钱，一天能进账400多。除去油费、保险、磨损费，再加上农村客运的补贴，“对半赚嘛!”老李边说边打燃了发动机。

在客运车轰轰的喧闹声中，镇上的早餐店也开了。

30平米的店内灯火通明，四张方木桌有些年头了，门口的大笼屉冒着热气，旁边的炉灶上煮着一大锅稀饭。旁边的案桌上，男老板正反复揉压着面团，双手通红。女老板拿起一块切好的小面团，轻轻几压，然后粘上馅儿，食指和拇指捻着面皮的边缘一转，一个包子就成型了。

这时，赶早班车的人和最早到镇子的村民已经坐在店里，等着第一屉包子出笼。

6点，天已经亮得差不多了，卖农产品的村民也陆续到达了镇上。他们在农贸市场里找好位置，准备做生意。晚来的就直接在农贸市场门口或是街边，铺上油纸，摆上蔬菜或家禽。卖猪的地方在农贸市场旁边的竹林里，竹林阴凉，猪的主人将背篼往地上一放，揭开罩在上面的篓子，开始等待买主。

再过一个小时，镇上的人又多了一些，商店也开始营业。副食店、服装店、理发店、手机店等纷纷开门，一时间拉卷帘门的吵声此起彼伏。章永的超市也在这个时段开始一天的营业，他的超市位于上街和下街的接口处，是整个镇最当道的地方。超市打通了两个门面，有80平米的面积。超市主营烟酒和副食品，因为这两类是在乡里卖得最好的商品。

“现在农村办席的很多，红白事、学酒、贺房酒，一办就是几十桌，全都在我这儿批发烟酒和副食。”过年的时候，鞭炮礼花也是超市热销的一类产品，“过年的时候，平均一户人都要放个千把块钱，多的要放三四千。”由于整个乡镇只有章永一家超市，他每年的纯收入都超过十万元，是乡里人羡慕的对象。

上午9点过后，购买商品的村民成群结队来到镇上，镇子迎来了一天中人流的高峰期。杨常德的私人诊所就在上街的中间，这段时间是他最忙的时候，找他看病的人已经在长凳子坐了一排，多是老人和小孩。

“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家里老人和学生娃没人照顾，经常生病。”杨常德一边跟记者聊天，一边从西药瓶里舀出几粒黄色药丸。

乡镇的下午

喧嚣一直持续到12点左右，村民们开始回家。他们有的走路，有的“打摩的”。在下街的出口处，停着十余辆摩托车，司机们聚在一堆有说有笑。他们都是跑客运的，在镇上和各个村来回跑。镇子在河谷，村子大多都在山上，上山费油，于是车费要15块，下山只要10块。每个人一天可以跑4、5趟，挣个百来块钱。

摩的司机中最年轻的是小黄，刚刚20出头。他开车是出了名的快，因此也出过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故。一次，由于开得太快，转弯时为了避让迎面而来的面包车，他和摩托车上的乘客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的坑里，乘客当场骨折。

小黄不光没拿到车费钱，还赔了几百的医药费。但是对于这些，他显得不太在乎，“我喜欢开快车的感觉”。没客的时候，他常常会把油门踩得很大声，有时还在摩托车上挂个喇叭放歌。

中午，还留在镇上的人开始找地方吃午饭。镇上的小餐馆很多，价格也便宜，炒一个菜不到10块。在所有的餐馆中，付华凯的中餐馆最不一样，他的定位是乡镇里的中高档。来他的中餐馆吃饭的多是请客的人，算上酒水，平均每桌消费都在600～700块。他的中餐馆平均每天中午都有5、6桌客人，一年的纯收入高达13万元。

中午过后，镇上的人慢慢地减少。卖蛇药酒、强力胶、菜种子的地摊商贩开始收摊，他们大多不是本乡人，哪个镇赶场就去哪儿。过了3点，各个商店的生意也冷清下来，但手机店却是例外。不停有人来给手机充值，20或者50，充100的很少。除此之外，不少修手机的还等在店内。店主告诉记者，因为农村普遍用的都是老款手机和山寨机，出故障的时候很多，因此生意不错。他的店去年才开张，除了修手机，还卖手机、充值，现在每月都能稳定赚两三千元。

5点过后，赶场的村民基本都离开了镇子，商户们也开始清扫各自门口的垃圾。垃圾都倒在一个大车斗里，卡车再将集中的垃圾倒在离镇子不远的一个陡坡上，那里垃圾成山，臭气熏天。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夜幕慢慢降临，大多数商户开始关门，只有超市和副食店还继续营业。9点之后，镇上就只剩下KTＶ还在营业，等到它午夜关门后，镇上一天的商业活动才正式宣告落幕。

消失的乡邻约束

镇子还在“变大”，上街和下街也在延伸，甚至上街和下街之间还新开辟了一条新街。这是一种景象，另一种景象则出现在相隔不远的各个村子里。

撂荒的田里杂草丛生，昔日的小路已经被野草覆盖，不少土胚房常年无人居住已经塌了。

面对变化，从乡里走去的人们回来时已然成了陌生人，眼前的景象和他们脑中的记忆已经完全不符。三星乡成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

老李是乡里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现在在市里的机关单位供职。他有一种深切的“家乡正在沦陷”的感觉，他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写到：“每当我回望家乡，即使我再努力，总感受不到富裕安康下的田园诗意，反而多了一份沉重。乡村似乎在倾斜，在凋落，像暴雨之下的水田，有很多田埂在崩溃。”

在三星乡的各个村里，目光所及之处，破败的景象随处可见。但乡村的另一种“沦陷”却是眼睛所看不见的：以前乡里结伴外出打工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熟人间有一种约束，安分守己，看重同乡的评价和口碑，但现在这种约束却在慢慢淡化。这种变化，同样也出现在乡邻社会里。

“村里人怎么变冷漠了，一天只想着钱了。”关蓬村的孙常礼老人有点想不通。前几天他家田边的小路垮了一块，因为他的邻居每天也要过这里，于是他找邻居搭手搬点石头来修路。想不到邻居竟然一口拒绝了，要帮忙就得拿钱。

最后路没修成，他每天过路就从那儿跳过去，有一次抱了一大捆柴，差点就跳进旁边的水塘里去了。孙常礼老人边说边叹气。

同村的苟平国也有类似经历，去年他自己花了3万块钱修了一条土路，从村干道到自家院子门口。虽说是修到自己家门口，但实际也方便了周围住的村民。想不到的是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们，不但没有帮忙，反而狠狠敲诈了他一把。因为修路要占地，不光要赔土地还要赔青苗费。夸大丈量面积不说，有的邻居还临时在已经撂荒的地里撒上一把种子，要求赔青苗费。现在苟平国的乡邻们都在走他修的公路，有时候却在背后骂他占了他们的“好地”。

乡里的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很有“商业头脑”，以前属于乡里乡亲义务帮忙的事，现在都被明码标价。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道德本应能成为人们行为处事最有力的约束，但事实上，随着生活半径的扩大和商品经济观念的影响，这种乡邻之间的约束正在逐渐消失。

城市化进程和商业发展带来了文明和繁荣，也不可避免地打破了乡邻社会间的传统约束。村民们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共识，乡邻社会的价值观也已经被重塑。

三星乡，三星乡的人再也回不去了吗?尾声：必经的中国之痛

乡镇不少地方正在盖六七层高的楼房，记者问一位房老板其房屋卖得如何，“还没修完，已经卖出去两层了，二十多万”，他对房子销路一点也不担心，“买的人多。”

据调查，关蓬村某社有32户人家，其中有28户已经在镇上甚至更远的市里买房，还有两户正准备买。他们即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而在他们离开之前，村子里的古树已经比他们早一步，被连根拔起卖到了城市里。

农村在悄然的销匿，镇上却处处是浮起的喧哗。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乡里，三星乡不过是卧于其中的一粒烟尘，在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一边经历着嬗变和剧痛，一边享受着指缝间的文明与繁华。

与富得流油的华西村、小岗村这些“乡村明星”相比，没有任何资源的三星乡显得非常普通，但也许这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样本，因为这才是一个普通乡村在商业文明冲击下最真实的面貌i也是目前中国西部地区无数个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的缩影。

改变像一阵大风，城市化还在继续。农村湮灭了，乡镇无序了，悬空的“外来钱”也越来越少了。像三星乡一样的西部山区乡镇，并不能像地处平原的乡镇走“农民进城，土地出让或集中机械化耕种”的道路，这些西部乡镇如何在未来二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方向和立足点?

答案也像风一样。

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