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来处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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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日本历史小说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作家写作这些异国历史故事，实际上是将中国当做一种精神上的故乡来回溯。但是他们笔下的中国，其形象和意义在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读者中间已经产生了流变，通过日本历史小说回望到的中国和汉文化，只存在于这些小说中。于是在日本历史小说家们的笔下回溯中国，更像是一场没有来处的归途，最后回归的目的地是一个异质性空间，这个时空既不在中国，也不在日本。而是落在了一个存在于当代日本人心中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日本历史小说；中国历史题材；文化回溯；文化利用
1939年8月26日，日本小说家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中外商业新报》上开始连载，开了描摹中国的现代日本历史小说兴起的先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历史小说家，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同时写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比如井上靖的《苍狼》、《敦煌》，司马辽太郎的《汉风楚雨》、《项羽与刘邦》，宫城谷昌光《乱世奇才：伊尹传奇》、《管仲》、《春秋霸主：重耳恩仇记》、《介子推》等，这些作品形成了日本历史小说家著名的传统——左手写日本，右手写中国。
众所周知，中日历史文化同根同源，中国的古典千年来都被日本人视作自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大力倡导“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汉文化也绝不是日本社会中纯粹的“异国文化”，在日本的人文领域，中国历史文化很多时候是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出现的，许多日本历史小说家在创作关于中国、尤其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时，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故乡。正如宫城谷昌光所说：“阅读古代中国的史料，很有意义。我想，探寻一个词在中国的原意，岂不就是探求日本人思考的源流吗？”
但是，这种文化之旅所要达成的回溯，其终点并不在中国历史文化，日本人所谓的精神上的故乡，与历史上的中国已经有了区别，中国的形象和意义在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读者中间已经产生了流变，通过日本历史小说回溯中国和汉文化，更像是一场没有来处的归途，最后回归的目的地是一个异质性空间，既不在中国，也不在日本。而是落在了一个存在于当代日本人心中的精神世界，这也正是取材于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当代日本如此繁盛的原因。
越过悠远浩瀚的历史，在日本历史小说家的笔下，他们回溯的中国其形象和承载有着显著的特点。
一、虚幻的时空
日本的评论家草森绅一曾说到自己年幼时读吉川英治的《三国志》，觉得太有意思了，“究竟是什么规模呢？我想简而言之就是空间。所谓规模宏大，也就是空间壮阔……如果空间不壮阔，不管构思怎样宏伟，也不能给人宏大规模的感觉。”
可见，中国大陆在日本小说作家与读者的心中，是一片几乎渴望的土地，而历史小说中古代的中国，正是描绘了他们心中这一片无人够得着的茫漠空间，给了他们极其丰富的联想和心理感受。
以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特质闻名的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这样写作《项羽与刘邦》里秦始皇巡幸的场面：“西边，始皇帝最远到达过位于偏远的陇西；东部，则巡视了黄河流域的主要城池，甚至到达山东半岛的之罘山（现在的芝罘），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大海；又南登琅邪台，返回途中经过内陆的彭城；然后南下遥远的扬子江畔，足迹踏遍那里的要冲之地。”
这样宏大壮阔的场面，作为岛国的日本是没有的，因此善于写作大场面的司马辽太郎选择了中国历史作为他小说的题材。因为只有在这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辽阔土地上，英雄才能上演他们与命运搏斗的动人心魄的故事。这片广袤的大地时而风起云涌，时而浩瀚清幽，富于传奇色彩。而所有这些特质中，都不可避免的氤氲上了一层历史的迷雾。使人明显感觉到，作者笔下的这片土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只是故事发生的舞台罢了。
在井上靖描写西域的小说《敦煌》里，西域边陲的宏大景观与历史的洪流结合在了一起，造就了惊人的音响和色彩感。作家笔下广袤无垠的沙漠，荒凉的大自然给人辽阔无边的心理冲击，当战事突起时城池熊熊燃烧，火光冲天，动荡的历史背景更使人浮想联翩，沉迷不已。
但井上靖的敦煌并不是真的敦煌，它来自于文献中，是长眠之后被作者挖出来的文物，这些文献和前人的创作，不少部分本身就是多年来全民族集体想象的结果，而后再经过作者的填充，更像是一座用想象力粘合起来的空中楼阁，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小说家笔下，因为作者的历史观、社会观、世界观的不同，粘合起来的中国就可以给人各种光怪陆离的感受。
在《敦煌》这部小说里，中华大地上一边是南柯一梦的北宋都城，浮华虚空，同时充斥着世俗社会的曲意逢迎和尔虞我诈。街道上竟有人当街卖人肉，被卖的西夏女子强悍无惧，富于一种神秘的来自少数民族的自尊。一边又是大漠孤城，动荡的战役给人世事无常之感，回鹘王女坠落城池的一瞬，以宏大的战事为背景，同时又以细致的心理描写给人伤感而又富于飘渺虚幻的美。最终主人公在古老的土地上埋藏下了存续千年的经卷，所有这些场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作者笔下的中国。这个中国一方面有着日本人一直以来畅想的名山大川，广袤地势，如赵行德在西域一路所见：“商队沿着平原上的大道，一直朝西行进。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处都是精耕细作的土地。大道两旁的树木已经萌发出嫩叶。行至中午时分，周围却已是一片灰色的世界，一点绿色都见不到了。”一方面又带着日本国土的那种优美纤细的情调，弥漫着一股触物兴感的情怀。如作者写战场：“夜色悄然笼罩着整个战场。淡淡的月光照亮了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盐碱地的表面看上去像是上了一层珐琅釉一样，约显青色。”
井上靖在《小说札记》里写道：“我的小说《敦煌》，或许是因为我没有踏上敦煌的土地才得以写成的作品。”正是因为没有到过敦煌，他才能以有限的文献作为参照，发挥自己对于敦煌一直以来的想象，然后结合自己具体的写作塑造出一片独一无二的陆地。在这个时空里，他不仅将他自己“生命无常”的虚空感投射在这块陆地上，还夹杂着当代日本对于战争和文化的态度。当井上靖真正来到敦煌时，他的感受依然是他自己在书中创造的那一片虚幻的时空，在散文诗《静绝国度之死》中，他写道：
“——回头去吧。
确实没有回头，这时最重要的。那时逐渐远去的长年经营的地方，变成了不见踪影的废墟，变成了亡灵的家。”
而在小说《天平之瓮》里，对于中国景色的描写夹杂着大量的抒情，情与景水融，使得作家笔下的中国国土自始至终蕴含着日本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识——“物哀”的情调。一方面唯美而辽阔，“连泥土也是香的。大小河江上二十四桥中的几条桥，和并峙运河岸边的仓库屋顶，以及大小伽蓝，掩覆在浓密的林荫中，在冬阳下发出冷冷的光辉。现在，普照才真正觉得目之所接，都发出一股幽香。”同时，在美轮美奂的背后，又隐含着一股浓浓的悲伤，小说中荣睿说：“花已开到最盛的时候了。”这样凄婉的描述，使得景物都给人一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唯美和哀伤。
可见，中国这片土地在日本历史小说中，不仅仅象征着地域的辽阔，更多的是那被历史笼罩的自然空间，和日本人一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想象的遥远的乌托邦。正是这种朦胧性，构成了日本历史小说所描绘的中国的最重要的特质。可以说，历史小说家们笔下的中国大陆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如今也不存在。
二、交错的文化
日本本身受中国文化影响就非常深远，加之这些历史小说写作的又是中国题材，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中国味”当然会更浓。井上靖的小说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在他的小说中，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尤其是道家的虚空观念、命运观念比比皆是。读井上靖的西域小说，最大的感触就是命运之无常。在他笔下的西域，满眼皆是大自然的酷威，以及随着风沙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无踪的各民族之间的斗争，突然到来的死亡和毁灭，兴亡就在须臾之间。
如他的小说《异域人》，这是篇描写开疆拓土、再通西域的英雄班超的传记。作者先描述了班超一生威震边关的雄才大略、卓著功勋，却在小说的结尾，写到71 岁高龄的班超，时隔35 年后回到洛阳，发现那里到处是贩卖胡国产物的店铺，街上胡人风俗明显，行人的服装华丽得让人感觉眼花缭乱。他30 年的劳苦似乎都付诸东流。当他在沙漠的黄尘中被改变了皮肤和眼睛的颜色，街上的幼童竟然呼唤他为“胡人”。在他死后5 年，汉朝就放弃了西域，再次关闭玉门关。整篇小说在广袤无垠的自然与横亘古今的历史中展开故事，使读者感到人类所有建功封侯、气吞山河的奋斗史，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幻而已。人的意志在浩瀚的历史中是苍白而无力的。这是典型的道家观念。
但是井上靖的无常观并不纯粹是中国的，其中还夹杂着日式的“物哀”的文化情调，而不仅仅是老庄道家的沧海桑田。如他在小说《敦煌》里写到赵行德和回鹘王女的爱情，两人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朗，整个故事弥漫着一层朦胧的伤感。
王女本是在城墙上等待自己死去的未婚夫，等到的却是赵行德。而赵行德说：“是的，我对你怀着爱情。恐怕也就是做你丈夫那个人活着的替身吧！”两人的交往犹如一场匆匆的梦境，而后来，赵行德对这个女子长久的，深沉的怀念，在战乱的背景下，明显有一种日本文化的短衡的、梦一般的韵味，悲凉，但是美好，给读者带来很纯粹的日式幻灭感。
据说幼年时，井上靖就对儒家思想很有兴趣，他读《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认为这句话其中一种寓意就是“世界在发展，其最好的象征就是江河中的水，历史在不断地发展，这样，人类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这也是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普遍的一个看法，吉川英治曾于45岁时来到中国大陆，他写到自己的见闻时就说：中国的民性就像黄河流水一样，与天地合在一起，在渺茫与无限之中活下去。在井上靖晚年的作品《孔子》中，他力图接近孔子思想的内核，因为儒家思想讲求积极入世，所以他对人生的思考也转向了积极的一面。在小说中他高度赞扬了孔子热忱追求人生的尽善尽美，和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的奋斗精神。他认为，“孔子的魅力在于对正确事物倾注的热情，对拯救不幸的人们，所具有的执著的意志。”
但同时，井上靖对《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名言还有另一种解读，即：“逝去的一切，犹如江河中的流水，完全埋没在往昔之中。”并认为后一种解释代表了日本人的观点。在他的《孔子》中，这两种解读是交错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作品中的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中日混杂的结果。在《孔子》中，他反复论及的是这样的观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面既有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也有日本文化的茫然若失的寂寞情怀。
而日本历史小说中所塑造的中国人物，往往都是中日文化的混血儿。在这些“中国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日本魂魄。
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是硬朗刚劲的，这在小说中表现为人物的铁一般的性格。井上靖的小说《敦煌》中，朱王礼一进门见到回鹘女子一人站在屋里，他的两眼立即直勾勾地盯着她，口里不住地喃喃自语道：“果真不是一般的王女。”而回鹘女子则开门见山，直勾勾地回应：“从今之后就是这个人来保护我吗？”这种直接和坚硬，显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可见，在以井上靖为代表的日本历史小说家中，他们笔下的中国文化实际是两种文化交错共生的统一体，甚至有时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部分，实际本身就是已经日本化了的。不管作家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种混杂是客观存在的。
三、复杂的心境
宫城谷昌光曾在谈起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写以中国古代为舞台的小说，并非要向现在的日本读者炫耀自己得到的知识。而是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想弄明白日本究竟是什么，所以才写。”井上靖也曾说过，自己写作历史小说，是想要探求“人类种种欲望的根源和极限”。
在当代的日本，大众普遍的心态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诉求，九十年代之前的昭和时代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愚蠢”，是包括宫崎骏在内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概括。在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经济停滞等方面的原因，日本的现状更加令国民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个日本？以及日本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这样的呼声下，宫城谷昌光的小说大放异彩，尤其在中年读者阶层广受欢迎。宫城谷的小说以春秋时代的历史为蓝本，先后写了十个春秋战国时代的英雄和政治家。在他1995年前后出版的篇幅最长的小说《晏子》中，以晏弱和晏婴父子的生平事迹为中心，以齐国的兴衰为轴线，将当时齐国及晋、鲁、卫、楚、莱、郑、吴、莒等列国在史料和经书上出现过的有关重要人物、共六十余人都纳入了故事架构中。每章都讲述一个有关晏子的独立的故事，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晏子出使楚国的故事，他面对楚王令他钻狗洞进来等一系列蓄意的羞辱，如何机智地加以回击，最后维护了自身及其国家的尊严。之后在《孟尝君》这部小说中，宫城谷昌光又采用了同样的笔法，紧紧围绕着孟尝君的出生、流浪、刀下余生、战场驰骋、养士三千、位极人臣等曲折传奇的经历，完全从正面塑造了春秋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的形象，将他写成了一个有勇有谋、重义轻利、富于人情味同时又才华横溢的人。
在中国史料记载中，中国人对这些千秋留名的人物的态度是客观而冷静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孟尝君：“好客自喜”，而对范雎这样的辩才，司马迁虽如实描写他的智慧和才略，但对他这类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进而获取官位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在宫城谷这里，他的小说《青云扶摇》完全将范雎塑造为英雄豪杰，将口辩、复仇作为战国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加以表现，既写范雎的有节制的复仇，也写他的杰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读这些小说，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已经到达了狂热崇拜的地步。他极其热衷于描写这些人中龙凤如何在昏庸无能的国君统治中使国家得以安全生存，并进一步建立太平安定的社会。赞扬他们如何以民为本、善于倾听民意、广纳贤言，并为此与政敌展开顽强的较量。在这种高度理想化了的以德、以礼、以法治国的政治故事中，宫城谷昌光实际是借这些人的形象塑造，表达了对理想的政治家和改革者的憧憬。而这正迎合了当代日本社会的普遍诉求，正如吉川英治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作家杉本苑子所说：“应该让永田町（东京地名、日本政府所在地）的那些”不知羞耻的政治家诸公们“好好看看这本书。”宫城谷对于当代日本读者的魅力，大抵也就是在这里。
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日本历史小说作家以文化利用的方式，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由旷世豪杰治理的理想国，中国的古代人物成为了日本人崇拜的政治偶像，再一次将这片土地推到了不知所踪的奇幻境遇里。
而作为当代读者心目中为普通人“寻根”的作家之代表，华裔作家陈舜臣又在中国找到了一种“人性的历史”。他的7卷本《中国的历史》正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既通俗又凝重，在梳理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同时，重在表达他人性的史观——“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所以陈舜臣在写作时更愿意关注那些历史上的“小人物”。以此来达成对自我命运的思考，和为民族命运“寻根”的使命。
在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里，弱肉强食的东汉末年兵荒马乱，弱势群体的生存举步维艰，因此五斗米道教派成为百姓的精神归属，小说写教母“少容”，简直就是天下黎民的救世主，拯救万千百姓于苦海；不仅如此，她还能三言两语间，就左右了董卓、曹操、孙坚等天下霸主的思想意志与决策。相比于教众甚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五斗米道，刘备，关羽，张飞都是配角。这样一本讲述三国故事的小说，篇幅过半，核心人物诸葛亮还不见踪影，《隆中对》则直接被删掉了。
作者的写作初衷是以弱势群体的视角，讲述百姓的生存和处世之道。相比于历史本身，更多的关注历史中每一个人的境遇，强调对个人的价值的尊崇。而且在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感觉，小说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都是挣扎求存，试图找到自己的归属和意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在大部分普通人茫然若失、不知心属何处的当代，他们的挣扎和困惑正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也正因为这种目的，陈舜臣将中国处理成了一个当代社会的现场，在这里无论英雄豪杰还是史上无名的小人物，都被卷入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中。小说人物活在遥远的东汉末年，思想中的忧郁和欢喜却都是现代日本人的做派。于是这样，古代中国又变成了当代日本的缩影，中国的古人成了当代日本的芸芸众生。
而在日本的历史小说中，写到中国的心境还不仅仅是政治寄托和人性追求，还夹杂着现代人对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摒弃情绪。
日本是亚洲较早实现了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国家，因此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尤为严重。工业社会的文明已经对人产生了异化性的束缚，这遭到了新生代日本人的反抗，于是就有了井上靖的小说《狼灾记》中“化狼”的描写。
小说中的陆沈康本是一个杀尽无数匈奴的军人，他性格残暴，以杀戮为己任，在遇到匈奴女子之前，他几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杀人机器。然而，一次偶然他与匈奴女人共处一室，两人萌生了爱情，但这在两人的社会文明守则中都是不允许的。开始陆沈康只好随时带一把刀在身边，谁发现了两人在一起就格杀勿论。匈奴女子见到情人认为与自己在一起是耻辱，便说“你把与我发生关系认为是耻辱。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也一样……我也要以刀来维护自己的耻辱，如果有人进入这房间，我要在你之前拿起刀来。”
最终两人突破了社会习俗的界线，以实际的行动展示了他们对于这种文明和理性的反抗：陆沈康和匈奴女人明知会被咒语变成野兽，但还是走到了一起。正如女人所说：“我本应为丈夫而死，可是由于前世的因缘，现在我想为你活下去，即使变成野兽也要活下去。”最后两人双双化狼，还袭击了来自文明社会的张安良。
小说的主题表现了当代日本人的精神诉求，即对于理性的不屑，和对冲破文明束缚的真实人性的追求。这样，故事中的中国实际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化身，主人公的精神和行为代表了当代日本人真实的反抗心态。
所有这些复杂的心境，使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将笔下的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忽而现代，忽而理想的国度，作家用文字将中国转来转去，忽远忽近，随意放置，用以表述自己。此时书中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能够追溯的世界了，反而更像是一个人造的大舞台。这时，如果还要像日本作家大冈升平那样，纠结于“这是历史小说吗”的问题，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井上靖所反驳的一样：“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对于他们笔下的中国，我们则可以说，他们写的是小说，不是中国。
四、结语
日本历史小说作家群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且作者大都多产，他们以中国历史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很多，近年来，在国内广泛翻译出版。许多人提出，在今天日本人的历史小说中，可以追溯古代中国的影子。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追溯和回望，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国，也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文化作为日本人精神上的故地，在日本历史小说作家的笔下被重描和追忆，更多的是为当今日本社会的文化和精神诉求而服务的。他们所创造的那个长久以来留存于日本人梦中的、汉文化和日本人精神的“来处”，实际并不真实存在。阅读这些小说，我们踏上的所谓文化的“归途”，目的地只能在当代日本人的心里。而不是那个敦煌、不是那个长安，更不是那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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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雯婷（1989— ），女，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