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方博弈理论的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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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线，如何提升公信力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当前面临的难题。本文从非营利组织及其公信力的概念入手，应用PEST分析法深入分析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并建立政府监管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三方博弈模型，对博弈结果进行因素分析；最后提出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信力；三方博弈；政府监管；社会公民

1.非营利组织及其公信力的内涵

非营利组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发展及成熟，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都致力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管理，它不光为社会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满足了社会多元化的需要，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非营利组织，简称NPO（Nonprofir Organization），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自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它能兼顾公平与效率，能有力地弥补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先天不足。公信力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与公民社会领域中以组织形态存在的行动者（公共机构）及具有“公共性”的抽象存在物（主要包括语言、制度、权利、货币、真理等）因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得出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概念，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又称公信度）是社会、被服务对象、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及捐赠方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是非营利组织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所在。我国非营利组织起步晚、制度不健全、社会基础薄弱，再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建设尤其困难。自2008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发生的“天价帐篷”、“郭美美事件”以及一些基金和募捐的欺诈案件，这一系列的事件严重损坏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形象，陷入了信任危机，致使其公信力严重缺失。

2.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博弈分析

2.1 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三方博弈模型

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广大公民等不同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利益配置的博弈活动，提升公信力不仅是非营利组织的意愿，也是政府监管部门为了发展本国“第三部门”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更是社会上的广大公众实现稳定、和谐、服务型社会的美好意愿。在提升公信力的过程中，这三方主体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把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划归为政府监管部门这一群体；把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各个基金会等等，除了社会公民或政府部门以外所有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这一群体；最后将社会公民归为另一个群体。

2.2 三方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政府监管部门、非营利组织、社会公民三方主体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行为主体的感知认识能力有限，它包括行为主体在获取、储存、追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因此完全理性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假设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选择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两种行为策略，设在监管部门机构群体中，选择严格监管策略的比例为，则选择不严格监管策略的比例为；非营利组织可以就其公信力问题选择提升和不提升两种行为策略，设非营利组织群体中，选择提升公信力的比例为，则选择不提升的比例为；社会公民可以选择信任和不信任非营利组织两种策略，设社会公民这一群体中，选择信任的比例为，则选择不信任的比例为。

假设3：假设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的正常收益分别为，利用双方的提升和信任策略而获得的收益分别为，若只有一方群体选择提升（或信任）策略，而另一方群体选择不信任（或不提升）策略，则获得的收益为；提升和信任策略得到政府财政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分别为，在采取提升和信任策略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分别为，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若选择不提升和不信任的策略，在政府监管条件下，获得的惩罚分别为；监管部门因非营利组织、社会公民两个群体选择提升和信任策略而提高社会整体效益所获得的收益为，若只有一方群体选择提升（或信任）策略，而另一方群体选择不信任（或不提升）策略，则获得的收益为；政府监管部门选择严格监管策略所付出成本为。

3.3 政府监管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三方的收益矩阵

3.博弈参与者策略选择分析

3.1 在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条件下，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的策略选择分析

政府监管部门是一个国家法律宪法是否准确实施的有力监督者，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比较缺乏自律意识和提升公信力的主动性，因此严格的监管条件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过程中，监管部门需要选择严格监管策略，通过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来规范、鼓励非营利组织、社会公民等行为主体参与进来；通过建设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来降低行为主体参与的风险成本；通过税收政策优惠、专项资金投入来调动行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在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条件下，非营利组织选择提升和不提升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基于前面的分析讨论，是显然成立的，从中可得：在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条件下，要促进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加强资源共享，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监管部门对不积极实施公信力提升的主体的惩罚力度f；二是行为主体在提升公信力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c。因此，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不积极实施公信力提升的行为主体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通过降低行为主体参与公信力提升所付出成本来提高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选择提升公信力策略的概率。

3.2 在政府监管部门放宽监管条件下，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的策略选择分析

基于前面的分析讨论，是显然成立的，从中可得：在放松监管条件下，要促进行为主体在提升公信力过程中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提升公信力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二是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提升公信力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因此，在提升公信力过程中，要按照市场化运作的要求，保障行为主体在提升公信力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通过激励中介成为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民的桥梁，充当资源需求方与资源供给方的枢纽，降低行为主体在公信力提升过程中的成本。

4.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对策建议

（1）完善非营利组织政策法规，保障公信力的权益秩序

首先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建立健全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并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取得与其他法律体系平等地位，增强非营利组织法律的权威性；继续推进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创建服务型政府，把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关职能让渡给非营利组织，扩大和加强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范围，以便其更快更好的发展；理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强非营利组织董事会在人事、决策和执行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确保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2）加强非营利组织组织管理，搭建公信力的服务平台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发展经验，建立健全我国非营利组织激励机制，在税收、宣传和人事等方面给非营利组织以优惠，从而激励社会民众和企业单位参加到非营利组织的筹资、决策和服务中来；完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制度，提高财务透明度，以网站或微博等方式，及时正确地向外界公布组织的活动和资金情况，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并以此为平台，联系广大社会公众，提高组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聘请科研单位的专家或专门的外部评估机构，对组织的项目、计划和政策等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从而展示出组织运行的现状和成绩，找出组织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3）优化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降低公信力的风险成本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公共组织，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组织的活动将会涉及到大量公共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因此要建立一个严格的问责机制，来保证组织的活动在规范的范围内、人事的任免升迁合情合理、资源使用高效等等；扩宽聘请录用渠道，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年轻人能有机会为非营利组织工作服务；引入岗位竞争机制，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保证组织健康有效的运行；把市场营销观念用到非营利组织筹资活动，创新筹资理念和方法，加强与企业和民众的联系，提高筹资效果。

（4）浓厚非营利组织宏观环境，提高公信力的创新意识

我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普及非营利组织相关理念，让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和意义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提高我国民众这这方面的科学素养和志愿者精神，让广大民众更加主动无偿地参加志愿者服务；非营利组织也应该利用我国民众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地区性的差异，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展非营利组织、提高组织公信力；完善政府、社会和媒体的监督机制，增强人民依法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法律意识，净化监督和言论渠道，让非营利组织在阳光下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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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成林（1986-），男，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