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的狱中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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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二一七年一月十五日，法国巴黎小皇宫博物馆举办了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展览―“无状的完美”（Oscar Wilde： L’impertinent absolu，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任杰译），展品中有一本纽约Leypoldt & Holt出版社一八七年出版的《精神照片：一本关于品味、习惯和信念的自白相册》，包含一张照片和四十个问题，内中有两页王尔德一八七七年亲笔填写的答案。
其中第三十七个问题是，世界上最甜美的词语是什么？当时在牛津就读的二十三岁男生王尔德用漂亮的英文写道：“Well Down！”（干得好）第三十八个问题，最伤心的词语是什么？他又毫不犹豫地写下“Failure”（失败）。第三十九个问题，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回答更是直言不讳：“Success， fame or even notorious！”（成功、出名，哪怕臭名昭著）真是一语中的！众所周知，中外文W史上，声名狼藉不亚于美名远扬的，非王尔德莫属。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初冬的伦敦，灰冷的雨无情地下着。三十九岁的王尔德没有像往常一样优雅体面地站在戏剧舞台中心，而是戴着手铐，穿着囚衣，在克拉彭・江克森的中央平台上示众，他那柔波一样的长发早已被粗暴地剪短，梳到一边。一列列抵达的火车上挤满了笑着的观众，当得知这位狼狈的艺术家是个“者”时，人们就像面对着史前怪物，笑得更厉害了。甚至有人径直走上前来冲他吐口水。
足足站了半个小时的王尔德，心中汹涌着一波又一波伤心的词语，然而没有一个不比“失败”更捶打他的心―他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现实舞台上最受嘲弄的丑角。初冬的冷雨凝结在他的内心深处，此后的一年间，每记起这个时刻，都要化作泪水，冲洗他那俊朗的面庞，流进那善于说故事的菱角般的嘴唇。嘴唇上方正恣意蔓生着短小、粗硬、蓬乱的胡髭。
曾经戴着大礼帽在画展上高谈阔论的王尔德，历经三次审判，像一件被处理过的劣质艺术品，由运货车送至拘留所，并在木制囚车的栅栏内向公众展示。
曾经午后三时豪饮至凌晨三时也不会醉的王尔德，在雷丁监狱中只能吃黑色或茶色的粗面包，即便是后来医生特许的美味佳肴，不过就是细白的面包而已。每次饭后，诗人都十分仔细地捡起那落在锡器餐具中，或是铺桌子的粗布上的面包屑，抿入口中。
曾经抽金头纸烟、手持向日葵行路、从不按计划行事、总是随心所欲的王尔德，如今按照严酷的程式法则来吃喝行睡、跪地祈祷、强制苦役，时间的游丝全是令人窒息的静止，每处细节都一模一样。
曾经住奢华旅店，一夜挥霍十几英镑的王尔德，现在每晚在硬板床上辗转发抖，忽睡忽醒；每晨则双膝跪地，擦洗地板。日间制作邮袋、缝纫、捡拾麻絮。如果能用棕色纸为书籍包皮，他将感激涕零―至少手中拿的是书籍。可惜没过多久，看守就做了个手势，他像一条狗那样听话地离开了。
曾经嗜书如命的王尔德，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看不到片言只字。热爱惩罚的典狱长毫不留情地拿走了他的书籍，诗人抵抗过，然而又不止一次地遭受了更严厉的惩罚―关入黑牢，除了面包和水，只有黑暗。
圣诞节之际，他得到一本希腊文的《新约》。世俗的声音完全停止喧嚣、混乱无序的生活彻底清理之后，才可以与灵魂对话。曾经喜欢大力抨击早期教会，写下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的《莎乐美》的剧作家，开始虔诚地精读《圣经》。
曾经每日在席间滔滔不绝，语声奇妙，优雅缓慢叙说的王尔德，只能在深夜里面对虚空，来回踱步。时而颔首微笑，喃喃自语；时而热泪盈眶，呼唤圣母；时而挥舞手臂，拥抱虚拟的访者，忽又重陷椅中，废然下垂……
此刻，他还能高傲地说“除了天才之外，无可申报”，像一八八二年在纽约海关时那样吗？不，监狱绝非取悦与调侃之所，尽管海关也不是。而他更不再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贵族风尚的引领者，只是雷丁监狱的囚犯C・3・3号。
C・3・3号不会梳头、不会擦皮鞋，为避免狼狈，亲友探监时，只好用一块红手帕遮住污秽的面部。
C・3・3号听到监狱地下室传来遭受鞭刑的痛苦咆哮；看到因诱捕了几只兔子付不出罚金，而被判入狱的战战兢兢的三个孩子；目睹刽子手开动十八年未曾使用过的绞架，捆好一位死刑犯的双脚，然后拉出螺栓……
C・3・3号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他禁不住悲悯那些身处同样苦难中的伙伴，尽管出狱后他重陷往昔凌乱生活，最后的文字是在《每日纪事报》上宣称，不再负责为曾经和他一起关押过的囚犯们代言。
C・3・3号在极度痛苦中写信恳求获释，承认患有性方面的疯病，希望能被医院治疗，而不是遭监狱惩罚。但在给男友道格拉斯的狱中书简里，他却没有就此忏悔，而仍在运用一语道破万物之妙的哲学道说：“行动上的性倒错就如同思想上的悖论。”
C・3・3号失去了俗世繁华诸相中的一切―名望、地位、财产、家庭、爱子。遮蔽全部祛除后，才终于看清了心性深处的宝藏―谦卑。对艺术、美与爱的深切顿悟，戳中泉眼，汩汩而出。
被监禁了十四个月之后，雷丁监狱长更替，王尔德终于有机会拥有纸笔进行写作，这听起来难免悲情，再用不到两个月圆时分，C・3・3号便可以出狱了。然而，表达之于诗人，就像树叶和花对监狱围墙上露出的在风中不停摇曳的黑色树枝一样，永远不会太晚。虽然只是被允许写信―别无选择的表达方式―毕竟每天可以有一点时间来艺术愉悦了。
对于这一珍贵的狱中书简，主流说法一直是王尔德写给男友道格拉斯的情书，并且诗人每次只能获得一张纸，每写完一张，就像小学生一样交给狱卒，再领一张对折的新纸，继续写，足足写了二十张。
然而，通过观摩展出的手稿，尤其是前几页，可以看出新看守长梅杰・J. O.纳尔逊对王尔德还是很慷慨的，后来甚至给了他一个草稿本，而诗人也喜欢反复打草稿，有几页似乎经历了彻底的改写。
一八九七年一月至三月，是王尔德监狱岁月中最美好的时光，他摘掉面具，以坦率真挚的风格给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即波西）勋爵写信。这时，他既需要一个普通人的情绪宣泄，一个渴望自由的囚犯的忏悔，更需要一个艺术家的无用之作―对与之有着恩怨纠葛的个体生命，有着共同命运的全人类，他实在都爱之过深。
假想的读者显然是双重的，表层接受者道格拉斯的背后是广泛的大众，不排除王尔德有为修好与社会大众的关系而极力谴责道格拉斯的意图，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被浪子纠缠的叙述模式显而易见。
实际上，道格拉斯并没有如王尔德信中呈现的那般冷酷无情，保持几年沉默。在王尔德被关押霍洛威期间，他经常给其写甜蜜的信件，也曾经恳请旺兹沃思典狱长允许其给诗人写信，但是因为彼时的王尔德有与妻子团聚的决定而遭到拒绝。道格拉斯虽十分愤慨，之后仍经常通过友人向王尔德传递信息。直到王尔德拒绝接受他的诗集题献之后，才不再设法与他联系。
在狱中书简里，王尔德重思既往的荣耀与过错，如今的不幸遭遇和对未来的憧憬，悲叹已逝的盛名―艺术家影响所及之快之广，使现世现报来得如此之迅猛。作者的情绪从抱怨、愤怒到悔恨，从傲慢、鄙夷到谦卑，从阴郁、仇恨到爱的升华。
生命幻象中的爱如同致命的毒药，内心深处盛着它的地方无不是痛楚。当用俗世思维考量时，疯狂的恋人耗尽了他的巨款和能量，真爱离他越来越远；当甘愿做毫无益处的爱与美的俘虏时，破产与监狱却离他越来越近。在劫难逃的思念深深蕴含在字字控诉中，恰如在劫难逃的荒谬命运，需悉数一一偿还。既然心生来就是要碎的，纵使毁了一生，仍渴望着与之重聚，再次被激起爱和痛苦。诱惑与激情就是这样一种魔障，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恰如写作一般。
不难看出，我执深厚的王尔德以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象征、艺术世界里的尊贵之王自居，并乐于教化他者，启发蒙昧，感召追随，特别对于纯真顽冥的少年，常以耽美的方式、智者的姿态，随时准备着接纳崇拜的敬意。直至信的结尾，他还在灵魂高处絮絮不止：“也许冥冥中安排了我来教你某种奇妙得多的东西，悲怆的意义，以及它的美好。”他至死未曾想通的，是如何才能将爱从包裹着它的层层丑相中剥离出来，捧在手心，日日倾诉它的纯粹。
狱中书简就是这样一件饱含悲怆之美的艺术品，怀着悲剧和毁灭感。绝不仅仅是一封信，一段悔过自新的自白，虽然它的载体披着这样的衣裳。道格拉斯以不在场的方式促成这一戏剧独白的成功上演。
一八九六年三月，王尔德将这封长信的手稿交给雷丁典狱长，一个月后恳求寄出，不过是寄给罗伯特・罗斯，而不是道格拉斯，因为他料到道格拉斯会将之销毁，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入狱了。然而，内政部不同意把它寄给任何人，不过说他可以在出狱时带上它。
出狱后的王尔德陷入的不仅仅是龌龊的阴沟，而是更加冷酷的人间地狱，他甚至对朋友说被关押的时光很开心，雷丁是个旅游胜地―“因为我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灵魂”，“那是我的灵魂对人类灵魂的启示”，潜台词呼之欲出―监禁比将自己抛到社会边缘继续迷失和沉沦要幸福得多。
五月十九日出狱当天，王尔德就离开了让他无比失望的英国，更名改姓流亡至法国巴黎。罗斯迎接了他，或许是他说服了王尔德，在迪耶普码头，王尔德将原信的底稿交给他，希望他复制两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寄给道格拉斯，以防过于自我的道格拉斯丧失理智，毁掉信件。果不出所料，道格拉斯甚至只读了罗斯为此写的短笺，便迫不及待地将所爱之人的心声付之一炬，此后，他始终否认收到过该信的副本。如此，罗斯手中的底稿便弥足珍贵起来。
当道格拉斯得知自己毁掉的只不过是一个副本时，与罗斯起了争执，此时，他们共同的情人王尔德已经去世。而罗斯成为王尔德遗嘱的执行人，同时也是著作权的保管人。道格拉斯则声称他是该信的收信人，理应拥有。罗斯自知理亏，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两全之计―在证人面前将此信底稿封存，赠给大英博物馆，注明六十年之内不得公开。此时是一九九年。
然而，不过是三年后，王尔德的生前好友阿瑟・兰塞姆为其作传，书中有言及道格拉斯是王尔德毁灭性的爱人之意，后者遂以诽谤罪控告作者，并要求以封存在大英博物馆的王尔德狱中书简为证。经法院批准后，这封原本六十年后才许见人的长信被重启，成为公堂对簿的证据。在兰塞姆顾问的要求下，整封信被当庭宣读―仿佛是逝去的王尔德再次向世人的灵魂表白―人们注意到，也许是第一次倾听该信的道格拉斯，中间离开了证人席。
根据法律，原告道格拉斯有权再次获得这封长信的副本，以作参考。因而，道格拉斯虽然败诉，却从此拥有了一份原信副本。他打算亲自为该信作注，而后在美国公开发表。实际上，在一九一三年的兰塞姆案件中他就有证言，当问及出狱后的王尔德怎么会想到给他写这样一封信时，对方回答说：“请别责备我。我都快饿疯了，而且还有其他原因。”
罗斯获悉道格拉斯要到美国出版王尔德狱中书简后，慌了手脚，因为此信若由道格拉斯作注解的话，势必会影响王尔德的声誉，对自己也十分不利。他只有赶在道格拉斯之前在美国进行版权登记，才能避免风波。
于是，他再次制作副本，迅速寄给一位美国朋友，请他办理。该友人在十天内为他排印了十六册，这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规定的一本书取得版权保障的最低印数。同时要保留一本在纽约公开发售，其余十五本连同副本原稿寄回英国。
聪明的罗斯成功阻止了道格拉斯意欲在美国出版注解本王尔德狱中书简的计划。那唯一一本不得不在纽约公开发售的书简，罗斯也不情愿其流入他途，为此而定了五百美金的高价。然而，仍有慧眼识珠的藏书家迅速购藏。
一九一八年，罗伯特・罗斯去世，狱中书简的版权由王尔德的小儿子维维安・霍兰德继承。一九四五年，道格拉斯亦去世。虽然还不到六十年年限，但当事人均已不在，已经不影响狱中书简公之于世，于是，维维安・霍兰德于一九四九年将该信副本的全本交给书店公开出版，而原信底稿仍然存在大英博物馆。
实际上，早在一九五年，罗斯就将长信中关于道格拉斯的部分删除后在伦敦付梓，因为王尔德在一九年去世前请求他务必有一天出版这封长信，他以为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妥约河胧廊说墓叵怠
罗斯照办了，但并没有采用王尔德生前建议的书名“在监狱和枷锁中”，而是借用了拉丁经文的成语“De Profundis”，取发自深心之意。考虑到全信删除了道格拉斯的部分后，最动人的是对上帝之爱的感同身受和不凡的艺术品评，“De Profundis”这一题目是最适合该删节本的。有意味的是，道格拉斯和王尔德热恋中最频繁的通信期间，其第一首诗歌的题目便是“De Profundis”。
二十年后，被新文化思潮激荡的中国本土有了王尔德狱中书简的中译，译者为、汪馥泉，以“从深处”“自深渊”等为题，连载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五月的《民国日报・觉悟》，后于当年十二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书名根据日译本转译作“狱中记”。此时当然还是节译本。七十多年后，直到一九九八年才由南海出版公司作为经典小丛书出版了孙宜学译的《狱中记》全本。二八年译林出版社又以“自深深处”为名出版了朱纯深的全译本。
一个世纪中，将王尔德读成了矫饰、炫耀、傲慢、戏谑的人们渐渐发现了这位艺术家的坦诚、美好、反讽与颠覆力，读出他不是一个被形容词层层修饰的主语，恰似奇装异服包裹下的不只是唯美与颓废的内核。他对人性弱点的洞见，对通过不懈创造来自我完善的努力，穿越时代的区隔，闪烁出熠熠光华。
部分图片来自“Oscar Wilde： L’impertinent absolu”展览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