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验”两极化震荡国人心灵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体验”两极化震荡国人心灵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积极与消极的共存
尽管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是现代性的产物。正是鉴于变迁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天然联系，我们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学术转换。近10年来，围绕上述学术转换，已经有诸多学者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但事实上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显然，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何谓中国体验
与“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多年的急速变迁的结果，因此先前的专家学者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及其结果的一体两面，赋予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历炼与心理体验，“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
一，“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多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
二，“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
三，“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四，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
“中国体验”的两极化特征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其实，传统与现代的颉颃是所有转型或变迁社会的常态现象。 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同时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或者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经过30多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异质社会之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上述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感受幸福的阈限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却使得他们的满意感大打折扣。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不满”为什么现在会成为一种遍及不同阶层的普遍心态。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还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自1840年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直就处在东西方的冲突之中，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时刻处在东西方的交融与冲突之中。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国家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则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但最终却使得集体主义成为徒具其表的“虚假意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发生转变，但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转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从《非诚勿扰》中“拜金女”马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婚姻观，到武汉打捞船工“挟尸要价”的金钱观，仅仅30多年，中国人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陷入了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