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矿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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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争取矿产资源的国际定价权，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急需企业积极开展国外投资，同时也需要为涉矿企业“走出去”建立完备而可靠的金融支持系统。包括建立和完善内外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体系，能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支持体系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建立相应的投资保险和保证制度等。

关 键 词：国外投资; 金融支持; 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1）０6－００19－04

一、涉矿企业“走出去”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外贸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上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 由于我国在国际定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是国际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导致我国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等在国际市场上经常是高价买入， 买后价格随之下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争取国际定价权，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已成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走出去”，尤其是涉矿企业“走出去”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对策。

比如在历年铁矿石谈判中我国钢企屡屡受制于日本钢企的一个原因是， 日本钢企拥有国外铁矿商相当比例的股份，因此在同样的铁矿石价格下，日本钢企因为能够获得股利分红而保持较高的边际净收益。在上世纪70年代的“参股矿业运动”中，日本钢企大举参股澳、巴铁矿商，在澳大利亚24家铁矿商，巴西淡水河谷、罗布河和加拿大IOC等铁矿商中，日本钢企全部参股，时至今日，日本近60%的进口铁矿石来自其拥有股权的铁矿，而对于中国钢企来说，这一数字仅有21%（方虹，沈东亮，2008）。实际上，目前我国铁矿石市场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优化契约安排需要买卖双方沿契约安排频谱向右端移动， 即适度地实行铁矿石进口纵向一体化。 在当地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国钢企应尝试境外合资开矿的方式，并在铁矿与钢企之间实行不同形式的内部转移定价。 我国钢企应选择储量大、品位高、开采条件好、交通方便、投资环境好的矿点作为合资开采对象。 如澳大利亚的西澳皮尔巴拉矿区、 巴西铁四角和卡拉加斯矿区都可考虑列为争取合资开矿的地区。 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在非主要铁矿石生产国（如智利、秘鲁、毛里塔尼亚）合资开矿。如果合资开矿的外部条件不佳，我国钢企业可选择参股资源条件好、生产效率高、合作潜力大的既有铁矿商， 以便与其发展双赢的铁矿石长期交易。 如2009年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商FMG11%的股份并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就是此类活动的一大成功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涉矿企业“走出去”，是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必然趋势。然而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需要相关制度的完善，尤其是金融制度的完善，为企业“走出去”建立完备而可靠的金融支持，将是一项必须的任务。

二、 建立和完善开放环境下内外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构建稳健运行的银行系统。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 银行系统是融资的主渠道和资金流动的主平台，因此，银行系统的健康运行是经济命脉所在。 当前我国国有银行正在进行财务重组和公司治理建设，以有效提高资产质量和银行运营能力，这种改造不但非常必要，而且需要加快推进，否则，我们不但谈不上对“走出去”战略进行有效的金融支持，而且，将难以经受外资银行的冲击。

二是完善资本市场。 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于支持企业“走出去”至关重要。 因为资本市场不但为企业提供股权性资金， 直接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和并购， 而且为企业在国外市场中进行资产估值等提供了可以依靠的机制。因此，迅速改造和形成一个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发展规律的资本市场，不但决定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能否获得成功，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建立健全保险市场和金融期货等衍生品市场。这些市场不仅为企业规避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而且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品，深化和拓宽了企业可利用的金融市场。

三、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支持体系

一是对普通工商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已基本具备“走出去”的条件。同时，一些国家对我国频繁的“反倾销”调查和进口限制也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和进行跨国生产和国际化经营的迫切性。 对于这类企业的金融支持应本着市场化原则，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去自主实施。国家应鼓励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建立紧密关系， 共同应对新的海外市场。国家在制度方面应放松管制，重点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这类企业的贷款， 支持这些企业从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同时，可由开发银行之类的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一部分中长期信贷资金和短期信贷资金。

二是对能源矿产企业开发境外资源的金融支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国内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大增。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其他对铁矿石、氧化铝、镍、铜等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已经难以从国内获得满足。因此，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发， 我们需要鼓励大型企业“走出去”开发境外资源，相应地，国家应对这些企业的境外资源开发提供外交和金融的支持。应当清醒地看到， 由于全球石油和矿产资源处于寡头垄断状态，我国企业包括中石油、中五矿和中铝等大型企业与国际垄断巨头相比规模实力不足。 在开发境外资源过程中， 如果没有国家金融的强大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对这类企业应提供国家贴息优惠贷款， 主要由开发银行提供中长期开发贷款，其他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可以参与银团贷款，共担风险。同时也应鼓励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或通过资产证券化形式从资本市场融入资金。另外，国家对资源开发项目应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支持企业境外资源开发。

三是加强对区域经济与国际合作的金融支持。我国与东盟、中亚、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建立了多边开发计划，在外交达成一致后，项目开发的启动需要金融支持， 并且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统筹安排。 这一层次的金融支持实质上是国家的外交安排， 因此应从国家层面来综合考虑， 主要应由国家援外基金和政策性银行来担当， 具体方式则主要是国家贴息和优惠贷款。

四是鼓励和支持“走出去”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我国居民储蓄率高，但因投资渠道不畅，这些储蓄难以顺畅地变为企业的投资资金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 应鼓励企业在海外发行股票、投资债券或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引导全球资金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四、推动银行综合经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面金融服务

在银行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的现实情况下，对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金融支持中必须发挥银行的主力军作用。但是，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 使得银行主业局限于存贷款业务领域，这种制度架构使银行收入来源单一，不能充分应对外资银行全面混业的综合经营优势的竞争， 而且使对“走出去”海外投资的企业无法得到银行的全面金融支持――我国的银行基本只能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而不能全面参与到企业的并购和资本运作中去。因此，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一是应当允许银行开展综合经营。 综合经营不仅会提升国内银行的竞争力， 成功应对外资银行的全面竞争，而且也是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支持。 在商业银行实行金融综合经营的政策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验， 暂时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分割开来进行管理，首先允许一两家资产质量优良、管理规范的银行在海外业务方面进行综合经营试点， 同时推动中国银行在海外的综合经营， 积累并购和资本运作经验，使之有能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面服务。

二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我国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 使之有能力担当国际融资牵头行和协调人的角色， 以便为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提供国际融资支持。这些措施包括：在跨国大银行承担我国企业业务时要附加以我国主要银行担当联席牵头行的要求，以增加国内银行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对有能力和有机会在国际市场进行资本运作的国内银行进行财政补贴或提供税收优惠。

三是推动和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和资源开发，需要有国内金融机构贴身提供融资和资本运作咨询服务。目前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已超过8000家，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 “走出去”的步伐明显滞后，无法在全球为我国企业提供贴身服务，这显然会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根据别国的经验， 在走出去初期， 银行一般应采取“企业追随战略”， 即在我国企业投资密集地区开设机构，为这些企业在别国的扩展提供金融服务。

四是鼓励银行与驻外使馆加强联系， 共同为在海外经营的我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和其他帮助，包括当地投资环境、投资方式选择、投资谈判、风险管理和经营运作建议，等等。

五、建立“走出去”的投资保险和保证制度

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会遇到一系列风险， 包括一般商业风险、 外汇管制风险和政治风险等。一般商业风险可通过商业保险来规避，但政治风险通常要由国家来分担。因此，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帮助“走出去”的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

我国现在只有出口信用保险， 对企业海外投资保险还没有创建。 今后应着手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这样，一方面可以引导国内商业保险实行“企业跟随”战略，将国内保险业务扩展到海外投资企业；同时， 国家也应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基金或海外投资保险公司，为企业承担外汇管制风险和政治风险。

六、开拓区域经济与国际合作，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使用

区域经济合作的拓展非常有利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将对企业海外投资起到重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被越来越多地使用， 特别是在便民互市和边贸小额贸易中被广泛用作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量不断增多。从更长远的发展考虑，我们更应该从与周边地区的国际区域合作和促进“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高度来看待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使用和流通， 认识到的货币影响力在推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人民币广泛用做与东盟、中亚、俄罗斯等周边地区的计价和结算货币， 势将极大地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经贸合作走向深入， 也有利于企业在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投资， 极大提高中国在周边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七、建立石油矿产资源金融体系

2003年以来，石油、矿产价格暴涨，其原因，除了全球经济回暖和伊拉克战争之外， 更主要在于全球石油矿产资源已为少数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掌握了资源定价的话语权。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国际石油和矿产资源市场的操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金融化操作， 期货交易量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物供给量与需求量，而且在其价格波动背后，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大规模参与到实物市场中来。

应对这样的竞争格局，我们也需要在“走出去”战略中制定相应的金融对策， 要把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走出去”与金融领域的“走出去”、石油安全与金融安全联系起来考虑。国家应将石油价格、利率、汇率等风险综合起来考虑， 目前迫切需要协调银行信贷、外汇储备安排、石油石化企业运作等各有关方面的关系， 迅速构建一个强大的金融和产业相结合的综合体系，形成若干企业化的操作主体，以期提高我国对石油矿产资源定价的市场地位， 扭转中国目前在油价和铁矿石等资源定价上的被动局面。

一是将外汇储备操作与石油储备统筹考虑。从国际上看，石油与金融的关系日趋紧密，石油有“准金融产品”之称。我国应将金融安全与石油安全统一考虑，把单纯的货币（外汇）储备与石油等资源的实物储备密切结合起来， 把石油期货仓单视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参与外汇组合。到2011年9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达32 016.83亿美元。 由于存在汇率风险，外汇储备本身就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石油安全和金融安全联系起来考虑， 通过变换资产存在的形态来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规避金融风险、资源风险和汇率风险。

二是建立石油和矿产产业发展基金。 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石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基金。在政府的支持下，基金要做到资金来源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管理公司化，大力支持企业的石油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让企业参与国际石油和矿产现货和期货市场的运作。

三是建立和完善石油和金属期货市场， 争取国际石油和主要矿产品定价的话语权。 应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国际石油矿产期货市场交易， 利用期货交易规避价格风险。 从国际石油定价机制来看，我国有必要在国内建立一个发达、完善的石油期货市场，以谋求国际石油定价的话语权，发挥我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体系中应有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有益的实践：2004年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了燃料油期货， 其对国际燃料油定价的指导作用已初步显现。总结这些经验，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开发石油期货及其他金属矿产期货品种， 增强我国在国际石油矿产定价体系中的作用， 改善我国企业在国际石油矿产贸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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