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敬“润格”看清代篆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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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敬(1695~1765年),擅长书画篆刻,开“浙派”先河,与蒋仁、黄易等并称“西泠八家”,且为“八家”之首。丁敬生性耿介清高,作品不轻易与人。志书说他“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贵人求取刻印,辄吝不肯与”。(《清稗类钞·鉴赏类(二)》)丁敬不仅是清中期篆刻领军人物,更是其时刻印润格达到一定高度的代表,其印润格为“白镪十金,为镌一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高于当时的书画家,其收入甚至超过当时的朝廷官员。丁敬篆刻作品润格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当时篆刻市场发展繁盛的真实反映和有力见证。
一
篆刻市场发轫于明代中叶。据周亮工《印人传》记载,汪道昆欣赏何震刻印,并向权贵友朋极力推荐,“于是主臣尽交蒯侯,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橐金且满”,何震因此走上“鬻印”道路,成为篆刻市场的开山鼻祖。其后,众多印人纷纷效法,挟篆刻之技游走四方,从而开创了五百年篆刻艺术市场。
清代是流派印学的繁荣期,篆刻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大发展。清初期,篆刻市场循续前制。清中以后,伴随着篆刻艺术高潮的又一次掀起,篆刻市场乘势而上,呈现出革新拓展的迅猛态势。
(一)从业印人剧增,形成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
明代中叶以来,鬻印者以徽籍为多,清代则扩大到全国各地,“从业”人数也大大增加,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职业印人何以急剧增加?周亮工《印人传》一语道出其中原委:
近取士之额日隘,士无阶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艺,故工书画、图章、词赋者日益众。
梁溪邹督学彦吉曰:今人之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则托于印章为业者十而九。
据考,清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收录印人127人,其中科举不第转而工印者58人,占46%,“刻印”成为当时文化人比较热门的职业选择之一!清初林皋以篆刻闻名,吴璟《宝砚斋印谱》序称:“少好六书之学,一见便得深意,挟其技游公卿间,所到车骑辐辏,门限为穿。”求印者蜂拥而至,踏破门槛,足见其盛。清中期陈鳣也写道:“吴孟举轻财好客,尝约交游中之挟一长、一技者,共卖艺,戏作《卖艺文》其中列卖印者。”
当时挟篆刻之技鬻印为生的印人非常多。据记载,清初至道光年间游艺全国的徽籍印人就有一百多人。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收录印人358人,作者涉及十余省81地。道光时冯承辉《国朝印识》辑录印人有三百余。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收录印人约两千人(自周亮工至黄士陵)。收录的多是足可名留青史的印人,若将一般水平的全部统计,应该不会少于两三千人,其中许多人是靠鬻印谋生的。明末朱继祚在《石鼓斋印鼎》序中称:“今雪渔往矣,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全国人口总数约3.13亿。因此,有数千名篆刻家集聚在几个重点地区,人员比率不算低。经济的因素吸引印人打破地域界限,向富庶地区集中,并逐渐形成社会职业阶层。他们提供大量的印章“产品”,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求,造就了篆刻市场的空前繁荣。
(二)篆刻的社会化趋势明显,印人身份构成多样化
清代篆刻社会化趋势明显,参与面扩大,已不仅仅是文人的雅兴,更成为朝野庶士和社会大众广为接受、喜好的艺术形式之一。明代印人的身份构成相对单一,清代则扩大到各个阶层,官员、文人、商贾、书画家、隐士、僧道、医生、塾师、学子、工匠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层次提高。如《飞鸿堂印人传》中,具有举人、官员身份的就占到20%左右,且46%以上的印人曾参加过科考。
印人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层次的提高,一是提高了印人和篆刻的社会地位,二是提升了篆刻的艺术水准、经济价值,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级,三是印人具有了基本生活来源,为维持创作提供了保障,保持了其艺术独立性。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曾记,上司赐以四金令卑为皂隶的沈世改刻“纤媚”风格的印章,沈不但不从,反而磨去印文,辞而不受。文人骨气是一方面,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上司主动付钱让属下刻印,充分表明了篆刻的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对印人的尊重!
清中以后,布衣身份的印人比例明显增加,折射出印章的商品化和印人的职业化程度提高,篆刻市场发达,篆刻艺术更趋独立。晚清傅轼指出:“自明中叶,吴中文氏倡刻灯光冻……四百年来,遂为士夫专门之学,与书画等重。”印人的被尊重,篆刻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的被重视,促进了篆刻的发展和艺术门类的独立。
(三)印章的需求市场进一步扩大
清代,印章被不断赋予新的职能,应用范围日益扩展,受众面拓宽,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领域。
1.收藏家和书画家的需求。据统计,清初以来著名的文献(收藏)家有一千五百余人,知名金石学家有424人(据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他们多拥有数目可观的鉴藏章,如周亮工就有一千五百多方。清代书画家众多,他们的用印更为丰富。如郑板桥有常用印一百三十余方,钱松曾为胡震刻印七十余方,吴让之曾为吴云刻印四十余方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四百五十余人。梁章钜《吉安室书录》收录顺治至道光间书画家一千二百三十余人。据称,当时仅聚集扬州的书画家就有两千多人,他们的用印需求,构成了巨大篆刻市场。
2.社会上层的需求。皇家和官员也刻有大量印章。叶铭《广印人传》记载,高宗南巡,浙江按察使王霖刻“古稀天子”印进呈,受到赏识,声价顿增,官宦、名流争相重金求印。雍正印玺有二百余方,乾隆置印多达一千五百余方。河南按察使胡介祉请许容刻印四百二十余方。吴大澂欣赏王石经篆刻,以厚润求刻“恒轩藏石”等两印(《吴愙斋尺牍》)。官、富身份兼具的汪启淑刻印数千方。许多富商如马曰璐兄弟等也热衷篆刻。当时,采取游幕形式为官员、富贾刻印,已经成为印人谋取经济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
3.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作为凭信功能的私印用量最大。清初郑旼《拜经斋日记》自述,三个月中有13天为人刻印,约有二十余方,并说:“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所涉及索印者如卜臣等,多为各阶层人士或平民百姓。因此,周亮工在《印人传》中抱怨:“粟吏贩夫以及党逆仇正辈,或以金钱,或恃显贵,人人可入镌矣。”“又使一丁不识之夫椟而藏之,奉为天宝,可恨甚矣。”语虽偏激,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印章的广泛需求和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