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收藏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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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悟性

瓷器玩家大抵会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现象，有时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表达，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这“意会”，实际上讲的是“悟性”。

悟性在鉴识上无处不在，却又处处在。所以，有人觉得识瓷难，有人觉得不难。比如面对一真一假两件器物，入门三个月的人只凭一两个基本要点便判定了真假，学三年的人，虽然可以讲出三条、五条理由，则不见得真正能抓住要领，这就见出了悟性高下。笔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许多人的眼力和心力原本是够用的，只因在许多时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鉴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关历史知识成正比，有时还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学历的事业有成者，以较高的价位，拥有了一件外底署“永乐年制”篆款的青花龙纹盘，说是国宝级文物。其知识面极广从我国首见的三国时期于腹部处刻纪年款的越窑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从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建御窑厂时官窑瓷上不落款，至永乐朝偶尔在圆器的器内署上四字年号款，以及终永乐一朝没有出现一件带底款官窑器的年款情况和历史，无所不详，无所不晓。唯有一点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带款的此件永乐盘系真的，当时这位写款人会就此犯下对圣上不恭之死罪则他根本没想到。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的做法始自永乐朝，作为第一个吃螃蟹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的内底内壁处，留下了帝王尊号(图1)。这些署款器，尽管烧造数量极为有限，因前无古人，已堪为壮举。朱棣没敢把自己的年号倒扣于外底，是基于传统思维和皇帝的尊严。试想，至高无上的帝号岂能随处张扬!又系张扬于器皿底部，将给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乐款采用了深奥又不易懂的篆书、且字体显得十分模糊，这系受时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带有了时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乐年号的青花龙纹盘，由于超越了历史进程，无疑为假冒品。

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年号书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体以堂堂正正的晋唐小楷居多，还多数带上国号“大明”，且书写部位遍器身：从器内底到外底，从内腰部到内口边、外口边，乃至颈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图2)及盖内等，均属落款处。带款的宫器数量之多，以及如此无定规的落款本身，充分显示宣德帝对署年号款有浓烈的兴趣，同时，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儿落的无奈。然而，凭借朱瞻基不落俗套爱玩蟋蟀及喜欢挥击丸的个性，最终把神圣的帝号一举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图3)，开创了标准年号款的先河。此河一开，使宫廷瓷器的整体艺术趋向完美，亦让官窑瓷器愈添皇家气派。此后，帝王年号款定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仅为明清两代官窑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还成了官窑器物的重要标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见惯了的底部年号款，已天经地义得不会让人回头去思考古人在580年前的想法。诸如永乐瓷，为什么要把款识写在花心里，写在狮球内；为何四字篆款的字迹，几乎都显得模糊、若隐若现；为什么器物带款的数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于一些明显为御用的杯、碗内或祭器上。这些同后世宣德朝有极大反差的写款情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能在心底让时空倒转，并透过历史长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迹象，例如洪武朝宫窑的无款、至宣德时宫窑瓷的款多、遍器身，感悟明皇朝最初几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态，这一灵感，即为悟性。

与此相反，日常鉴定中，时有发生的所谓犯低级性错误与常识性错误的“吃药”、“走眼”，则为缺乏悟性的表现。换句话说，人们的很多失败，其实都不是发生在未知的世界里，而是跌倒在常识里。因为越是浅显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视、被忘记。若能将历史常识、书本知识、鉴定技能，运用得灵活，并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善于总结与比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鉴定说难不难，说不难似乎又非常的难。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元代祭蓝釉浅刻白龙纹梅瓶(图4)，在入藏之前，当文物商店专职人员错定成雍正瓷之后，出人意外地让上海一位名叫沈胜利的鉴玉专家从龙纹上认出庐山真面目，堪为难与不难的典型一例。

精品收藏与回报收藏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毋庸讳言，它又属艺术品上的一种投资行为。翻翻各家拍卖图录可发现，许多拍品让人眼熟。这些古瓷，不是异地间的拍来拍去，便是数年或数十年投资的索回。由此说明“古董不传三代”，不仅仅因为世事难料、人生苦短，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志向，不时要越迁，不时会有新的定位，还因为收藏者对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继承人对古瓷认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现不可预见的逆转。所以，即便一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却难以确保若干年以后不被用来换成钞票，甚至被其后代当做普通品贱卖出去。于是，在以往的三十年里，许多收藏爱好者至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场捡漏，每每会有值得炫耀的收获(图5、图6)。近十多年来，国内的货源越来越少，一些行家与藏家经常光顾欧美、日本等地的古玩店，并不时买回以前被流散出去的中国古董(图7)，还有的则通过浏览海外的拍卖网站，从网上或直接冲到当地拍场“拾漏”、颇多成果，他们循着的亦正是这条思路。因而，收藏活动永远会扑朔迷离，永远有演绎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1000元价格从香港同行手中购得成化斗彩鸡缸杯一事，时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视为“捡漏”的范例。笔者从中看到的却属另一面：收藏不分先后，关键看藏品的品质，以及收藏者的综合实力。1980年，该件鸡缸杯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易主价为480万港币。1999年时，同样在苏富比，此杯成交价已高达2917万港币。仇炎之慧眼识宝，不隗为赢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资的本金，19年增值2437万港币，当属大赢家。扼腕的是第一位卖主，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印证古董业上一句俗话：“卖者不发财，藏者可发财”，并让人们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时的买进卖出，甚至比起惊心动魄的“捉漏”，更具爆发力。

不怕买贵，就怕至归韵不是最好的

当今，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已跨入亿元时代。去年，成交价过亿的艺术品就达十数件，其中5亿元一件，4亿元一件，2至3亿元的三件。昔日让人觉得惊心动魄的过百万过千万价位，如今比比皆是、已不成新闻。艺术品价格上升之快，验证了美国国家画廊负责人布朗早些年调查市场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古陶瓷精品的回报率为40％，远远高于回报率25％的股票和15％的珠宝钻石。

上述鸡缸杯是一例。上海博物馆于2003年斥巨资450万美金购回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

化阁帖》宋代原版，亦是一例。这套有“中华第一帖”之称的《淳化阁帖》，美国收藏家1995年从嘉士德买入价为28万美元。8年间，从28万元到450万元，飙升16倍，为此，不少人以为上博买贵了。但就这套法帖本身而言，由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非常显赫非常重要，况且又是存世唯一的原版祖帖，决定了在书画方面，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稀缺性，简直是无与伦比。倘若要以价格衡量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流失海外的这部中华遗珍，其总体价值远高于前不久以3.7亿元在嘉德春拍成交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及篆书四言联》。还可以肯定的是，倘如上博当初不出手，八年多前的买人价放到今天，充作佣金也不够。于是，对于有魄力有眼光的上博人，国人似乎应该心存感激，感谢他们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说起有眼光有魄力，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苏富比春拍时被北京市文物公司原总经理秦公先生以198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800万元)价格拿下、现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六方套瓶”(图8)，无疑，这亦属经典一例。

套瓶，又称转心瓶，流行于乾隆时期。由于作品系乾隆时期巅峰之作，故在工艺上极尽奢华之能，并巧妙运用描金、镂空、转心、浮雕、浅刻等技法，致造型富有变化、内外两瓶互动、妙趣横生，长年来，受到藏家热捧。2010年11月11日，英国伦敦郊区的一家小型拍卖公司上拍的一件“乾隆粉彩镂空开光青花鱼纹套瓶”(图9)，最终以5160万英镑成交，折合约5.5亿元人民币，成为目前最贵的中国瓷器。

现在藏于首博的此件高40.6厘米的清乾隆六方套瓶，形体硕大，色泽饱满典雅，无论就工艺还是纹样，都毫不逊色于伦敦拍场之套瓶。显而易见的还有，六方形套瓶之工艺难度和制作难度，均在圆形瓶之上，所以，它的市场价位，理当高于以5160万英镑成交的乾隆粉彩镂空开光青花鱼纹套瓶。换句话说，北京市文物公司以1980万港元拍得的乾隆六角套瓶，10年间，起码已增值30倍。

行文至此，还有两点要讲：一、作为投资者或收藏者，一定要有超前意识和精品意识。事实证明，名品、珍稀品，升值最快。不少收藏大家，每每看到拍卖图录，特感兴趣的便是封面、封底之物，道理就在于此。二、时代不同了，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从“不怕买贵，就怕买错”初级阶段一路走来的圈内人士，当有新的理念。笔者以为，“不怕买贵，就怕到手的不是最好的”，这就是当下精品收藏该有的理念。君不见，高端艺术品和经典宝物就这些，而收藏者纷至沓来，加上大量投机资本不断涌入，购买成本岂能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