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解决“丐帮”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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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初，我和家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接机。来得过早，我们心神不宁地围着个小餐桌。这时，疾步过来个墨西哥裔的年轻人，在我们每人面前放了个东西，还放下张字条，转身就走。那是个钥匙圈，挂着个小地球仪，字条大意是：我是聋哑人，请付一美元。他们有两三个，快速地在各餐桌派发。我很自然地就掏出钱放在桌上。嫂子是纽约人，她劝我说，听说这是被犯罪集团控制的聋哑人，如果大家都不给钱，这样的“行业”就不会持续。我将信将疑，还是没有把钱收回。不久，那个年轻人转回来，他面无表情，飞快地扫过桌面，取走了字条、钱和我嫂子没有动的那个钥匙圈，飞速离去。

我把小地球仪带回南方的家。看到它，心里就有点不踏实。没料，悬案很快有了解答。我读到的新闻故事是这样的：

我离开纽约才几天，1997年7月19日，星期六，已经半夜，四个墨西哥裔的年轻人，三男一女，走进纽约皇后区第115警察分局。他们转一圈又走了出去，然后又回来。犹豫着，来来回回，直到凌晨四点。最后，终于下决心，掏出一封揣了很久的信，交给警察。他们是聋哑人。那是一封用西班牙语写的举报信。

他们举报一个墨西哥裔的黑帮集团。有一批聋哑人，被黑帮集团偷渡过来，在纽约沦为奴隶，实在是走投无路，冒死一搏。

这些墨西哥裔黑帮中，有的自己也是聋哑人。他们专去墨西哥的聋哑学校，谎称招工，答应送年轻学生到美国，给一份好工作，包吃住，而且宿舍会很舒适。他们偷渡这些学生到纽约皇后区，把他们像沙丁鱼一样塞在两个公寓里。

黑帮很容易控制身处异国的聋哑人。从此，他们被强迫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八小时，工作就是兜售带小饰物的钥匙圈，当然，所有收入都被黑帮拿走。卖得不好就被惩罚。他们被殴打虐待，不能吃饱，被威胁不准对外界透露。警方接到报案立即行动，当天就解救了所有共六十九名受害人，其中十二名儿童。

取证非常困难，警察找来翻译，受害人分别使用墨西哥不同地区的聋哑人手语，好不容易才把证据拼凑起来。最后，涉案的黑帮成员全部定罪。

说起上面这些，是因为前段日子看到中国“丐帮”报道，他们用残酷手段将绑架的成人、儿童致残，逼迫乞讨。这样的手法在印度一直就有，获得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刻画了丐帮弄瞎儿童双眼和警方任意酷刑的社会细节。

美国是个特殊国家，大多数国民都是先后来的移民，带来了全世界的活力，也带来了全世界的罪犯和帮派，电影《教父》风靡全球，背景就是上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岛黑帮在美国施展身手。各国黑帮都在这里跃跃欲试，什么情况都有。美国犯罪应该比其他国家都猖獗和难以控制。和其他法治国家一样，它也经历了从法治的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也经历了警方防不胜防、束手无策，也是从一个混乱局面慢慢厘清。

那么，法治完善和不完善，差别到底在哪里？差别在于程序的制度性规范。

今天美国人都知道，在纽约这个案子里，不是因为执法人员有良知，而是既定程序在起作用。接受报案后必须如何处理，是作为程序被设定在警局的规范里，立即解救是警员工作的法定程序，假如警员不执法，他一定会受到渎职惩罚，说得不恰当一点，警员在这时，相当于程序执行中的一个机器人，就是接到报案，程序启动，他就毫无悬念地会出发执行。虽然这也压缩了必要的执法温度；也有个别案例，是利用程序的刻板加害他人。可是，它的基本效果还是正面的。一个法治完善的国家，就是全国警局的规范都会大同小异，这也是多年努力的结果。在一个各国罪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的美国，最后能够维持今天的治安，制度起了关键作用。

（摘自《新京报》201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