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模式的扬弃

欧洲贫血式的增长提出了很多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解决当前危机，或是如何平衡紧缩与增长。更重要的是动摇了人们对欧元和欧洲的信心，老龄化的欧洲似乎被挤在了创新的美国和高效的亚洲之间。由于债务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外界普遍认为除非能够发现全新的增长模式，否则欧洲经济将不可能取得大的增长。

欧洲自满情绪的结束是一件好事，但信心的丧失则是危险的。这个危险在于，在匆忙恢复增长的过程中，欧洲增长模式的优点可能与缺点一起被抛弃掉。

欧洲“融合机”

欧洲经济模式最引人注目的优点，可能就在于能够吸纳穷国并使它们变得富有，就像是一台“融合机”。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资本从高增长国家流向低增长国家，而在欧洲则不同，资本流入更多的国家增长更快。

欧洲增长模式还因为另两个成就而得到称赞。第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全球品牌。整个欧洲大陆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都受到欢迎，而“欧洲制造”则是结合了这些技术和设计的简称。这是欧洲企业的成就，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它们悄悄成长起来，通过提高生产力、就业水平和出口来与美国和亚洲的企业竞争。另一个成就是，在平均收入水平比北美洲低近1/4的情况下，欧洲成为了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典范”。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从1987年以来有27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发展至高收入。其中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现了石油，而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通过积极的出口导向战略在和平中创造出了繁荣。而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国家中，有一半都在欧洲，包括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马耳他、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欧洲如何能保持其“融合机”的运行？欧洲的品牌如何能被打磨得更好？怎样才能保持欧洲的生活方式？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都表现很好，很多国家在企业和创新上也不错，但却少有在工作和政府部门方面表现很好的。因此需要在政府和劳动力市场上多作改变，而在创新、生产率增长和企业创造就业方面需要改变的较少，金融和贸易方面需要的改变则更少。

一体化的红利

贸易是欧洲经济模式的中流砥柱，也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欧洲的贸易额与GDP的比例接近100%，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生产，西欧企业可以帮助中欧和东欧的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先进。

目前服务业各方面发展参差不齐：旅游业发展很好但运输业不够好，金融服务发展不错而其他的商业服务较差。通过更新的技术和更好的监管，欧洲服务业贸易规模可在未来十年内达到目前的三倍。

金融一体化是欧洲的另一个优点。由于资本的流入，欧洲成为全球唯一的既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同时还能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地区。经济学法则在欧洲得到了体现，当欧盟国家或者具有加入欧盟意愿的国家在制度层面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进一步融合之后，这种经济学法则的体现会更加明显。

虽然金融脱媒的风险仍未消除，但西方银行从欧洲新兴经济体撤离的程度还是小于许多人的担忧。从中得到的教训是，需要在经济繁荣时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管理，以及强化监管结构来防范跨境私募融资的风险。

重振企业创新

在过去15年中欧洲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附加值以及更多的出口收入。北欧国家如瑞典和爱尔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表现最好。而南欧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则表现不好。在2002至2008年，这些南欧国家也创造了工作机会，但都是比较短暂的，或是在一些小型或家庭企业中。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高税率和累赘的规章制度。

如果欧洲能将商业经营变得更容易的话，它将会从它的企业中获得更多。欧洲必须尽快行动，否则企业将无法壮大且效率低下，无法吸引国外投资，无法在逐渐扩大的泛欧市场有所作为，并将日益在与东亚和北美洲企业的竞争中丧失核心竞争力。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欧洲的劳动生产率相对美国和日本一直下降。瑞士、瑞典、芬兰、丹麦和德国等欧洲经济体正在追赶美国，主要通过给予企业中的私有研发机构更多的经济激励，构建知识产权制度以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有益联系等，提高创新能力。在欧洲大的内陆经济体中，很多已经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甚至人力资本上达到或超过了美国，但研发和其他创新不足可能会阻碍其增长。

富有活力的东欧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联系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快速应用已有的技术。当欧洲新兴经济体与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的一体化开始之后，流入南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就逐渐减少。对这些越来越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而言，改革国内的规章制度，而非更多的研发投入，也许才是加速创新的最好方式。

填补人口空巢

目前欧洲的劳动力约为3.25亿，50年后按现在的移民和劳动参与度趋势估计，劳动力将降至2.75亿。欧洲必须采取激进的改变才能对抗劳动力萎缩。由于青年人口持续降低，仅仅把劳动参与率提升至北欧目前的水平并不能解决年轻劳动力减少的问题。

欧洲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增加欧洲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剥离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系，以及重新思考移民政策。

最好的方式是现在就开始加速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工资、住房市场的形成机制、以及国家安全保障网络需要结合在一起来应对人口流动和移民的冲击。最需要重新评估的是就业保护立法，该立法降低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水平。欧洲需要一种更为自私的移民政策，不是仅从人道主义考虑，而是更多从经济上考虑，大量吸引全球人才。

坚守财政整顿

财政整顿是当前欧洲政策最需要考虑的事情。财政压力很高有以下五个原因：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在危机期间飞速增长；危机后的增长可能疲软；快速老龄化导致财政压力增加；在下次危机来临之前财政政策应有稳固立足点；市场对财政的脆弱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模拟显示西欧国家如果要在2030年达到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为60%的目标，那么经周期调整后的基础财政收支在十年内改善幅度需要达到GDP的6%。南欧所需的基础财政收支调整最多，北欧所需调整最少。这些调整很大，但仍然有空间削减开支而不影响增长。实际上，在过去15年中，初始政府规模越大的国家增长率越低。在欧洲，初始政府规模增长10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年增长率下降0.6到0.9个百分点。当政府支出规模超过GDP的40% 时，支出的增加将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欧洲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平均高出了10个百分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公共支出。欧洲国家在医疗和教育上的公共支出与其他国家类似，但在公共养老金支出上比别国更多。这并非由于欧洲人口更加老龄化或是欧洲的养老金更高，而是因为欧洲获取养老金的条件更低。在一些欧洲国家，尽管平均寿命延长了，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有效退休年龄却降低了约10年。欧洲必须改革社会福利系统，激发公民工作积极性。

（梁永邦、刘悦系本刊特约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