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成就光明正大的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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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母子关系吗?”“我们完全是

地道的母子嘛。”56岁的武汉人陈玉蓉一边在心里嘀咕着,一边大声说了出来。

2009年2月和11月,两次配型时,都有同济医院“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人员如提审般发问。作答后,陈玉蓉和叶海斌必须向院方出示两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及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证明。“三证”齐全,母子关系才算验明。

向记者回忆这一幕时,陈玉蓉联想起住院期间,有些也做亲属间器官移植手术的病友看上去并不像是一家人,“他们都说得挺含糊,不是表哥就是表弟”。彼此素不相识,陈玉蓉没去深究其中的奥秘。但是,她忘不了医院楼道和厕所里看到的那些小广告,“有许多是卖肾的,留了好多电话号码。”

为陈玉蓉和叶海斌做肝移植手术的陈孝平医生向记者承认:“我们听说过伪造‘三证’,假冒一家人来做移植手术的事,但医院不是侦探所,没法对派出所证明做鉴定。”意即,院方只认“三证”,只要“三证”齐全,医院就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要求。

遭遇“兜售”买不起

“交易”无孔不入,陈玉蓉就被“兜售”过一个陌生人的肝。

去年2月,陈玉蓉原本已经要给儿子做肝移植,但检查出自己是脂肪肝。她于是回家开始了日行十公里的地狱式减肥。

回家不久,街坊邻居有人悄悄找她,劝说她想清楚,年纪大的人把肝割掉一部分后,恢复起来可不像年轻人。接着,那人摆出此行的目的,说帮她打听过,有人血型和叶海斌一样,“他愿意和你儿子配型,如果不成功,分文不取;如果成功,你得付他30万肝源费。”

30万,如果再加上手术费用,就超过60万。而为儿子的病搭进了十几年医疗费用的陈玉蓉一家,全部存款只有5万,她正准备卖掉自家住的二层楼房,并向自己的亲妹子开口,暂借用她的一笔拆迁补偿金。就是这样,最后凑齐的钱也不足30万。陈玉蓉惊呼一声“天呐”,再没接茬。

“如果家里的钱够,你会不会买别人的肝?”记者问陈玉蓉。

她沉默了3秒钟,答:“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掏钱买别人的肝。这事情我肯定不做。不想做,也不能做。报纸上写着,器官交易是违法的。”

如果有超过30万元以上的财富,她早就可以选择医院提供的死囚供肝,那是国家认可的“正常渠道”,但其费用不在医保范围内,“至少也是30万”。

没有30万的陈玉蓉只有一个选择。“我自己的肝是不要钱的,只需要出手术费用。说到底,我为自己省了30万块钱。”

7个月后,她成功从68公斤减到60公斤,甩掉了脂肪肝。经当地媒体报道,武汉“暴走妈妈”闻名全国。

人前坚强人后哭

见到陈玉蓉的前一天,她特意告诉记者,最好下午来访,因为她感到有些累,上午想多睡会儿。

陈玉蓉原本是地道的汉口市民。上世纪60年代,她随下放郊区参加劳动的父母来到长江边谌家矶后在此扎根,嫁给当地一个跑船汉子,25岁那年,生下儿子叶海斌。从繁华市区颠簸到江边小村,这个命,陈玉蓉认。但原本健康的儿子患上奇怪重病,做母亲的怎么也顺不下这口气。

叶海斌13岁起走路倾斜,口齿不清,渐渐站不起来,意识模糊,“妈妈”都不会叫。开始诊断为“脑神经炎”,后来确诊为“先天性肝豆状核病变”。上溯祖上三代,没人得过肝病。“先天”遗传自谁,是谜。

该病等同“重金属中毒”。肝排泄体内铜的功能丧失,而人的日常生活中,每一粒米饭都含微量铜。

为此,1993年至今,陈玉蓉哭过无数次,她形容,“生活中天天都有一个巨大的悬念,像有一根弦绷着,随时会断”。

她并不是人们想的那么坚强。她怕疼,甚至连打针都怕。但面对儿子的病,她只能勇敢和坚强。1998年,原本以保守疗法维持状况的儿子突然大吐血,陈玉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冷静地吞服了两粒抗高血压的胶囊,“我有高血压,不能激动。我倒下,没人能代替我。”

正是在叶海斌那次大出血送治之后,陈玉蓉第一次从一位医生嘴里听到“肝移植”这个词。但那时的她猜到“需要好大一笔费用”,不敢往下想,不敢往下问。

幸遇媒体,医院免单

做过肝移植存活下来的人都把自己的年龄从手术成功那天开始重新算起。如此,叶海斌的第二次生命年龄现在是3个月。

3个月的婴儿是脆弱的,记者到访时,叶海斌在一楼房间睡觉。

院里竖着两个煤球炉,各炖着一锅汤。一锅黑鱼汤,另一锅萝卜排骨汤,这是母子两人的营养汤。眼下快过年,这家人还没办年货,但“今年过年是心情最好的一年”。

不断有媒体采访陈玉蓉,都想看看那条江堤,她会请记者喝一碗萝卜排骨汤,“胃里暖了就不怕江上冷”。也会问:“是不是要走几步?”然后,用不多的力气,在“2公里”的界碑附近来回走上十几米。

陈玉蓉打心眼里感谢媒体。“这个孩子的第二次生命可以说是妈妈给的,也可以说不是妈妈给的。我光给了肝,还有那么大一笔费用,从哪里来?是媒体给的,是医院的教授给的,是好心人给的。”

时间回到2009年11月2日,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了,陈玉蓉还在为筹药费奔波。她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他爸爸单位借了5万元钱,11月2日早上,医院通知我们赶紧缴费10万元,说如果不交,会影响明天的手术,也影响用药。我就赶紧去借钱,不久又来一个通知,‘请再交25万’。我当时就要晕了。下午3点钟,谌家矶街办从四个大队各抽两万,又凑了一些钱,送来给我。我当时很激动,感到还是有人在帮我们的。可是离25万还差不少钱呢。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跟我说,阿姨你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愁也愁不来。”

11月3日上午8点,媒体云集,陈玉蓉和儿子叶海斌手牵手出现,他们刚刚得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医院把手术费用全免了。

周围的人都为这对母子在手术台上的命运担忧,陈玉蓉心中异常踏实,她没有掉泪,还反过来安慰哭成泪人的两个妹妹。她相信自己一定能醒来,不仅因为武汉同济医院“全国有名,是湖北省最好的、做肝移植最多的医院”,更因为身处聚焦之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来跟踪采访,让我很放心”。

“救自家的孩子谈不上感动中国”

不久前,陈玉蓉赴京录制央视《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节目。被问及“觉得自己感不感动中国?”她道:“感动中国我谈不上。别人救人家的孩子,我救自家的孩子,从公与私角度来说,我差很远。”

手术前,陈玉蓉只想着把自己的肝割给儿子,治他的病;手术后,陈玉蓉成为坚定的肝移植拥护者,“我的观点就是长痛不如短痛,最好是肝移植,晚做不如早做”。

肝移植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陈玉蓉非常容易累,精神差。

陈玉蓉一家经济仍不宽裕,每周一,叶海斌打辆“面的”到同济医院复查一次身体。检查一次费用400多元,加上路费是500元,再算上后期抗排异药费,数字惊人。

记者临走时,镇办公室来电话,让陈玉蓉去领“武汉市江岸区贫困群众重大疾病医疗救助”下达的拨款。摁过指印,接过装在红信封里的8000元钱,陈玉蓉站着点了一遍,然后把脸转向民政人员,以难以想象的恭敬,倾下身去,轻轻道了声:“谢谢啊。”

“过段时间还要找事做。”临别时,56岁的陈玉蓉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