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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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深冬,北方呼啸的风,把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送上了开往禹城的闷罐列车。那肥大的绿军装里,裹着一颗颗跳动不安的心,我们怀抱着理想,准备到大西南的兵营里,去实现所憧憬的未来。
说起闷罐车,对铁路上的人不陌生,对享受过闷罐车的军人来说,也不陌生,那时的闷罐列车,几乎成了运送新老兵的重要工具之一。到了兵营里,有兴趣一问:“老兵,你坐过闷罐吗?”老兵会骄傲地扬起头:“啥话?那叫专列!”新兵到了部队,赶快托老乡找来司令部的信笺,一般都是“父母大人:我们的专列安全到达××。”就是这么一趟趟专门用来承运牲口、货物的列车,到了兵们的嘴里,俨然都美丽无比了。这就是生活的态度,有的人从闷罐车里看到了卑微,有的人则看到了希望,正如有的人从失败里找到了成功的秘诀,有的人则从失败里找到了沮丧的理由一样。从闷罐车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快乐。
我们那一节闷罐车厢里,大约有10个新兵,上面铺了草席。那个矮胖的指导员和我们乘一节车厢,在黑咕隆咚的车厢里,他声音洪亮地叫了一声:“同志们,把背包靠边放下——,请坐下!”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长途远行。坐在闷罐车厢里,真叫闷呀,每节车厢,四个扇面大的小窗口,几乎就是开在天上的一样,永远让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存了大大的渴望,这对于我们是痛苦的。车到河南时,有人说:“这里能看到山了。”于是有的兵士便想出招来,把背包垒起来,两手死死抓住了“天窗”,在夜色朦胧之中,那新兵就叫起来:“是山,是山,我看到大山了!”我们这些来自大平原的新兵,一下子就躁动起来,个个争抢了去看山。指导员乐了:“同志们,那是丘陵,真正的山还在后头呢。”但那也不管,丘陵也照旧地看下去。这时,指导员又说:“山有啥好看的,到了云南,让你们天天呆在大山里,怕你们又要哭鼻子了。”但那也不管,大家只是一味地看。倘不让那有限的“天窗”满足大家的一点点好奇心,又能干啥呢?有人看不到,就急了眼,拽了最底层的背包绳,用力一拉,那位正在兴头,上的观光者,一个趔趄滚将下来:“我×××!”指导员立刻正色道:“战士不许说脏话,我提议大家唱歌吧。”
车厢里寂然了,指导员说:“大家会不会唱歌?”
角落里有个新兵说话了:“会,但又不太那个。”
“不那个也不怕,只要大家唱的时候,那个些就是了。”
“那咱就唱《我是一个兵》,我开个头:我是一个兵,预备唱!”
唱的时候,只有指导员和旮旯里的那个新兵在唱,听那新兵唱道:“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班长说我不卫生,我是学他的。”接下来就是一阵哄堂大笑。指导员笑毕:“那位小战士,起立!”黑影里站起的是一个精瘦的小个子。
指导员说:“你唱些啥唱?”那小战士很委屈地说:“我在家跟我大哥,一直就这么唱的,都唱了十来年了。”又是一阵大笑。
到了夜里,小个子内急,说要大解。指导员说:“这可不好办呐,列车哐哧哐哧走着,上哪找厕所?”小个子捂着肚子,滴溜儿打转:“我可就要拉在裤子里了!”他似乎在威胁指导员。指导员马上像指挥作战那样下达了命令:“同志们,大家准备好。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四个把门拉开;你你你还有你,一边两个,拉住他的胳膊。小个子,准备!”
命令如山倒,我们撸胳膊挽袖子,严阵以待。门拉开了,小个子脱了裤子,把个光溜溜的屁股投向那寒冷又黢黑的夜。“哎呀,指导员,小风跟刀子一样。”指导员说:“战士刀山火海都敢闯,小刀何惧?小伙子,忍着点,把任务完成再说。”小个子勉强把任务完成,大家把他拉进来,指导员说:“你真就拉屎不擦腚?”小个子说:“你们把我的胳膊都拉住了,我用啥擦呀?”
一路说笑,便过了西安,到了四川的金江。与我们的专列并排停在站上的,也是一趟专列,人家那是客运退伍兵的,正经八百的专列。我们的车进站后,一直闭门等候,等那些老兵在金江兵站把餐进了,我们才有份轮到。指导员说了,谁也不能向外探望,门更不得打开。轮到我们下车进兵站就餐时,指导员派下3个大个子兵守车,余者列队进去喂肚子。指导员说:“你们把帽子戴好,小心给退伍老兵抢了去。”对这点我是存了戒心的,因为那年月特流行军帽,城乡的男人,为了军帽,可以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不可避免地与退伍老兵遭遇了,他们大咧咧地,用了很古怪的眼神看着我们——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老兵们往往就有那么一种留下不快,走又难舍的情绪。每每退伍离队时战友之间抱头痛哭,那份伤感,那份难舍,令人心焦欲碎。但也有的老兵,在退伍的那一刻,失去理智,借饯行酒,砸碗摔杯子。他们宣泄的只是一种情绪,所有当过兵的人都有这么一种感触,在部队时,这不好,那不好;一旦下了地方,就说:“还是部队好!”部队如何好,他会列举出一大堆,表述也表述不完,且越说越激动,往日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被他们演绎成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当你了解到他们那么爱昔日的部队时,你也就理解了老兵们在退伍时的反常情绪了。
向我们走来的老兵们,对我们不屑一顾。当他们从我们新兵头上抓帽子时,如囊中取物,抓了走,你回头,他们就跟你瞪眼睛,仿佛要玩命似的。这时指导员就说:“别停下,别停下,继续前进。”那次,我们就有3人被抓走了帽子。老兵们过去了,他们虽然大吵大喊,但仍然保持着队形,这就足以说明,他们是训练有素的。
那次小小的悸动很快就过去了。自打我们那列闷罐车进入了四川,就让我们够够地领略了大山的气魄,可到末尾看也懒得看了。那列闷罐车到了昆明,算是到头了。正值夜里,我们列队在站台上等待分队。
我被分到一所野战医院。值得一提的是,不久,我们医院院务处的郭助理接到一封来自河南的信,那是本院1980年底一名退伍战士写来的,那老兵在信中说:“郭助理,当我踏上返乡的火车时,你来与我握手道别,我却痛快地给了你一个耳光。你当时冷静的神态,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这一耳光,也至今让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仿佛那挨了耳光的不是你,而是我。不就是退伍,我不痛快吗?那是组织上决定的,与你又有何相干呢?我发泄得好没道理,我很后悔,倘我有机会,一定当面向你赔罪。同时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否在工作之余给我来封信,怎么骂我都行,那样,我心里也许会好受些。求你了,你永远的士兵。”这封信被展在医院的橱窗里,我至今记得。(作者通联:云南昆明市省红十字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