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里日月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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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关于酒的传说、故事、佳话，数不胜数，它可让凡夫心情松弛，让诗人胸中澎湃，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中曾这样感叹李白与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现代人虽然不再有饮酒作诗之雅，但是，酒带来的滚烫的兴致却并不见少，一杯酒入腹，大家微醺着聊尽天下事，释放着万丈豪情，可谓快哉。而不擅饮酒者，也不会寂寞，在宴席上看憨态可掬的饮者说着似醉非醉的酒话，也可欢笑一番，旁观着杯中物的神奇魔力。
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宋人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说：“中古之时，未知曲蘖，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为酒后，秫酒名也。”酒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它的发明者，共推仪狄、杜康。晋人江统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仪狄，大禹时代人；杜康，据说就是夏代国王少康。而杜康之名又盛于仪狄，故仪狄之名则彰而不显。
根据古人的记载，酒的发明相当偶然。有一次，杜康把剩饭放在空桑之中，日子久了，饭自然发酵，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味，并流出一种液体，杜康取而饮之，感觉其味甘美。杜康受此启发，发明了酒。《杜康纪闻》记载的“五齐六法”据说就是杜康酿酒的秘方。民间传唱的一首酒歌据称是杜康所传，歌词称：“三更装糟糟儿香，日出烧酒酒儿旺，午后投料味儿浓，日落拌粮酒味长。”这就是说，在酿酒过程中，对何时投料，何时开火，都非常讲究。
杜康故里即杜康酿酒的旧址在何处？这也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杜康故里，称杜康村，共有两处，均在洛阳。一处在洛阳老城西。民国时期李健人写的《洛阳古今谈》称，杜康村，在洛阳城西，又称杜村，即杜康故宅。一处在汝阳县，此处杜康村的最早记载见于明万历《直隶汝州全志》一书，该书称：“杜康村，（伊阳）城北五十里，杜康造酒处。”这里有杜康庙、杜康墓等遗迹。由此可见，杜康酒是中国酒宗，洛阳是中国酒文化的故乡。
唐宋时期的酒文化是酒与文人墨客的大结缘。酒与诗词、酒与音乐、酒与书法、酒与美术、酒与绘画等，相融相兴，沸沸扬扬。唐人崇尚“美酒盛以贵器”。其酒道，饮酒大多在饭（食）后，正所谓“食讫命酒”“食毕行酒”“烹鸡设食，食毕，贳酒欲饮”。
明清两代可以说是中国历代行酒道的又一个高峰，饮酒特别讲究“陈”之字，以陈作酒之姓，“酒以陈者为上，愈陈愈妙”。此外，酒道推向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境界，酒令五花八门，所有世上的事物、人物、花草鱼虫、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时令风俗无不入令，且雅令很多，把中国的酒文化从高雅的殿堂推向了通俗的民间，从名人雅士的所为普及为里巷市井的爱好。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他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不同酒政的更换交替，反映了各阶层力量的对比变化。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酒由医家药物变成筵宴饮品，由来已久，周天子对大臣有“九锡”之礼，其中之一是酒，用黑黍和芳草酿造而成。古代朝廷正式宴会，只用按法定规格酿造的法酒，亦称“官酒”，以后衍变为各地的官酿酒沿习下来。从唐人诗“法酒调神气”、“官酒重于锡”，可知这种酒须掺和某些安神益气的药材，是一种糖分多酒精含量低的滋补酒。
古代多豪饮之士，他们喝的是低度酒。传至唐代，始见“烧酒”，白居易有“烧酒初开琥珀香”的诗句。但其为红色，与后来所见到的白酒迥异。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其法。”元代人称它为“汗酒”或“阿刺古酒”。因其为蒸汽凝成的露滴汇积而成，清代有称其为“气酒”的。“烧酒”起初以浓酒和糟一起蒸煮提纯，后来也以糯米、粳米、秣、黍、大麦等作原料。至近代，则以高粱所酿为正宗。而近古代的烧酒家族中，沛酒、潞酒、汾酒最为文人豪士所钟爱。
中国传统酒文化更强调的是饮酒时的“酒趣”。饮酒乃“学问之事”，它有一套相应的礼仪规范。我国古人对饮酒制订了许多规则。西周设“酒人”一职，执掌酿酒及祭祀大事。封建时代国立大学校长称为国子监祭酒，由博学硕儒充任，为繁琐至极的礼仪提供咨询。《诗·宾之初筵》描述了古代筵宴的程序和详细的规则，如酒过三巡易醉，就不要再喝；宾客醉了应向主人辞别，否则有失酒德；饮酒之所以有豪放之美，是因为它切合完美的礼仪。传统饮食文化讲究礼仪，正是我们民族的美德。
酒如万花筒，折射人间百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喝一方酒，无论是北方人之豪爽，还是南方人之恬淡，酒的确能使人返朴归真。但惟其略有酒意、神清心明却五体通泰之际，方独有一种醉看世人、醉品人生、醉中乾坤的风景，这才能称得上为饮酒之佳境。（于保月 中国建行）